四川发生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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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Re: 四川发生大地震
转眼3天过去了，抢救被埋众生的黄金窗口关闭了。接下来还没被营救的众生可能真的只能九死一生了。大悲观世音菩萨啊，我知道您没法转定业，但我恳求您，能否在一些被埋众生生命弥留之际给他们最后的引导，让他们能在最后升起正念，以最后一善念的功德往生善处。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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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Re: 四川发生大地震
转贴一篇南方周末的文章，目的是让大家对灾害有个理性的认识，对人性有个深刻的了解。我最近看《前清秘史》，撰稿人和主讲人李亚平说了：人性是靠不住的。要在灾后的生死战中胜出必须：事前知识储备，事后冷静判断，当场有个决断。
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南方周末 作者: 张悦 王轶庶 李海鹏 陈江 曹筠武 朱
死亡之弧【挣扎与求生】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5月13 日上午7时，温家宝强调，务必要在当晚12点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23时14分，武警驻川某师200人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灾队伍，而之前的 33个小时，孤岛里建立了怎样的秩序？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 seconds. This is live or 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 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
“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
“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凤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成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关键时刻武警杨建全把所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建全和桃关村村支书将水和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老伯等“外来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关照。
之后临时指挥部开始募集民兵，第一天有4个人报名，第二天经过动员有二十多人，抢粮的人和保粮的人全是住在附近的工厂职工和村民。
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衣不蔽体，厂里把厂服给大家穿，导致大家服装差不多，为分清阵营，巡逻队用暗号判断来人，比如13日晚上的暗号是“国泰民安”，巡逻队问来人：国泰，来人要答：民安，否则就是另外一拨来抢粮食的。
这些由杨健全组织起来的巡逻队拿着铁棒、菜刀、木棍，袖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头戴红色头盔。要抢东西的那拨人气势汹汹，老是说没吃饱，他们说自己没分到配给粮，结果同厂的工人说，明明给你们分了。当地有个警务室，但警察已在地震中失踪。
村里4口锅，按单位轮流做饭，闹事的十多个人，别人做了饭，他们也要吃，把饭勺都抢掉了，让别人吃不成。
杨建全让4个武警把领头的“老黑”控制起来，他很凶，说老子饿了就要吃饭，杨健全说必须按秩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吃。
其他闹事者也蠢蠢欲动，局面一触即发，杨把“老黑”捆了起来，掏出麻醉枪指着他，“老黑”说：你有种就把我打死。杨对着他鼻子打了一枪，“老黑”一下老实了，武警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去。
杨健全让宣传股长王洪志给他做思想工作，一是拉近感情交朋友，跟他讲这个时候跟大家作对不好，“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要讲良心”。
后来“老黑”的老婆也来了，又跟他老婆讲道理，让她劝老公不要在这里闹事，然后杨健全又把闹事者和可能闹事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我们组织了两百多民兵，昼夜巡逻。”其实民兵只有二十多人。
寻找秩序
桃关村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每天在挨饿。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要接济几百名受困游客和过路人，抢粮的团伙还虎视眈眈。
后来又来了一个武警，满嘴是血，受伤了不能说话，但他的出现，让形势变得微妙，抢粮的以为是开进桃关的先头部队，他们自身也很快弹尽粮绝，不愿受困的都离开了桃关。后来那个武警能说话了，才知他也是碰巧路过，被困在那里。
地震后，汶川县城也断了供给生命线。县委书记王斌清点粮库后发现库存很少，关键是一大部分是原粮，即没有剥皮的稻谷，要剥皮必须有机器，但没电，这些原米成为摆设。
一片混乱的汶川县城，王斌也担心出现疯抢哄抢，局势失控，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到人群中有目的地做工作。清理人数，做安抚工作，出现大灾，但要求大家都不能慌，到指定地点休息。
在这一非常时刻，县里动用了武警、消防、森警和武装部人员，在银行、百货大楼等重点地点守护。
王斌透露，的确有人违纪违法，哄抢、扰乱社会秩序、故意制造恐慌，现在处理了四个人，他们有的煽动别人去哄抢，有抢百货商店的，有在人家房屋里盗窃的，有制造谣言的，本来要往山上疏散的，他突然又说山上在垮坡。
空降物资是第三天。5月14日，空降很不成功，只收到3样东西：两箱矿泉水，一点食品，七顶帐篷。
天气原因，峡谷一直刮大风，空投效果很差。汶川到理县的公路打通前，县城最紧张的时候，只有1万斤粮食储备，够县城人吃一顿饭，而且是在前几天全县所有人每人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情况下，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粮库告急的不止是县城。5月16日，在离汶川县城18公里的三官庙村村口，19岁的小伙陈忠在地震时没流过一滴泪，但爱犬“灰狼”被打死时，泪水夺眶而出，镇上的民兵先用绳子将狗绑在公路护栏上，然后几个人一拥而上，用铁棒和棍子将“灰狼”打死，再然后拉去烧了深埋。
人都吃不饱，狗更吃不上东西，饿得没办法，去埋死人的地方，把土扒出来要吃死人，还出现狗咬活人的情况，恶狗尤甚，镇上怕狗传播疫情，要求一律捕杀。“灰狼”是三官庙村被打死的最后一只狗，公路护栏边到处是狗的尸体，奋力挥棒的几个民兵被溅得狗血喷头。
三官庙村的存粮早就吃完，现在吃的是政府供应的救济粮，还是不够吃，陈忠说：“灰狼听话得很，喊它做啥就做啥，宁愿饿着也不会去咬人。”
但大多数村民虽不舍，还是支持政府。他们说明年还会再养狗。民兵处理了灰狼的尸体后，把狗链子还给了陈忠，他不忍心拿，边上虎头虎脑的表弟接过这根狗链子说，上面还有血。陈忠说，地震之后，灰狼就吃不上东西了，吃不饱就叫，但叫得像哭一样。
人性之善
陈忠家里的房子也被震塌了，四五个人都住在一个帐篷里，水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抬，最缺的是盐，几个月大的小孩最可怜，既吃不上大米，又没有奶粉吃，饿得整天直哭。
有6个来自香港、浙江的游客在他们那里住了两个晚上才走，当地人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没有铺盖就给他们拿铺盖，没有衣服就给他们拿衣服，紧巴巴的口粮也分给他们吃，走的时候他们硬要给钱，但没有人拿，啥也买不到，要它们来做啥呢？
县城里，“刘一手火锅店”从地震发生次日，熬稀饭无偿供应灾民，直到煤气用完、米煮完。
杨建全则在等待中顺利跟前来汶川救灾的部队会合，这时，在桃关遇到了前去重灾区映秀镇的汶川县人大副主任刘德成。刘曾是越战老兵，这次是去映秀的工作组组长，走到桃关时，接下去的路可谓九死一生，部队劝他不要走，太危险，刘德成说他跟山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不怕，工作组中几个年轻的都不敢过，他要率先冲过去。杨健全说，自己做了个调查，从映秀往汶川，要经过桃关的人，他总会问他们的伤亡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伤亡率高达20％，刘德成说，既然你们能过，我也能过。
14日白天，刘德成跟某部一支小分队一起去映秀，小分队本来是没有去映秀任务的，但临时分了14个人，杨健全交待，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可敬的老兵。
杨健全说，送他们17个人走的时候，不知道还能回来几个，老天最后保佑，他们后来居然都没事，平安到达映秀。
悲喜交加
5月14日，武警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带领200名官兵，历经21个小时，徒步强行军89公里，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援部队。
和部队一同前来的还有州委副书记陈贵华。“我给他们汇报时感动得流泪了。当我们成为孤岛的时候，居然那么快看到上级领导，他们都受了伤，那么短时间内徒步过来，我们都很激动！”王斌说。
“我们有什么最关键、最艰难的事情，他们会上去完成。那时我们还是孤岛，我估计至少还有一两天时间才能有外援部队到达，但他们居然徒步几十公里到这里，太不可思议了，我对王毅说，全县受灾人民非常感激你们，他说，书记啊，我们是连夜赶来的，但是我们要马上接受任务。”军队让孤岛中的人们有了希望。
汶川到映秀的人，都会在桃关歇脚，大家传的不一样，有说伤亡几万人，有说没什么伤亡，有说路全毁了，有说路还好走，这些混乱的消息困惑着德国人伯格丹一行。
杨建全也要离开，他所在的师部已开进汶川。5月15日他离开桃关向汶川指挥部报到前，当地村民说什么都不放他走，怕他一走秩序又乱了。
杨说，“我下去叫部队来救你们”，村民这才放他走。当地并非看不到军队，5月14日开始，每天都有部队过去，但都停一下赶往下一个目标，所以村民怕他一走，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局势。
5月15日，德国人伯格丹一行决定不再等下去。高伟说，他被困几天多次观测地形，地震让部分桃关地区的河流堵塞，如再下暴雨，随时可能暴发泥石流甚至洪水，他们决定出发自救，“每天看到映秀过来的人都有受伤，但汶川过来的没有，所以我们决定往汶川走。”
出于伯格丹是外国人的考虑，路过部队想派一个军人护送他们，但伯格丹拒绝了，他说这里比我更需要士兵的保护。
伯格丹一行顺利爬出桃关塌方地带，迎面遇上接到上级指示来营救他的小分队，顺利获救。
到了县城，伯格丹看到一个救他的士兵，马上上前拥抱合影。他说自己是个高山向导，爬了很多高山，遇到过雪崩等恐怖灾难，但跟这次的灾难没法比， “这些中国军人是最好的，他们不仅仅是工作，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在付出他们的感情，也许他们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一直失踪生死未卜的县长廖敏也有了消息。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开明说，当时曾获得一个老乡带来的口信，说看到县长在卧龙附近的公路上，还活着，疲惫不堪，无力行走。
“我一获得这个消息，就马上给王斌书记汇报，书记在电话那头哭了。”王斌说：“我当时是高兴他还活着，虽然情况不明，但老百姓说他还活着，所以情不自禁地哭了。”
一直到5月18日，王斌和廖敏通了次海事电话，廖敏已被部队接到映秀，并在当地投入抢险救灾，王斌的心放了下来。
【灾难与人心】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 “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 “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 “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 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 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生存与坚强】
●汶川，中国地理版图上不甚出奇的所在，一场8级地震，震波像弧线一般，扩散到大半个亚洲。汶川、北川、都江宴、青川、德阳、理县、什邡、安县、平武等则在弧线核心区，截止本报发稿时，41353名同胞失去生命！这是一个“死亡之弧”。在这个大自然疯狂袭击人类的死亡之弧里，在那一刹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们从不畏惧灾难，并非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力量，而是灾难从来都是他们的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正是灾难赋予了汶川人以性格，正是灾难塑造了他们和他们生活着繁衍着的生生不息的这片土地，塑造了他们和我们的共同的中国。
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仍然活着。
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已被深刻的改变。对于双河村书记陈忠先来说，他不再仅仅管辖自己的村子，他还将对聚居于自己辖地的近万受灾人群的温饱和安全负责；厥铭驰，这个阿坝师专体育系二年级最帅的男生，除了照顾自己的女朋友之外，必须以自己的表率鼓舞起全班40名同学的信心；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他的练功房已垮塌半边，他只能在草坪上温习舞姿，这个17岁的羌族男孩儿，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他们民族的传统舞蹈；杨福建，昔日的水果贩子，现在是光荣的县城志愿治安员之一。
这一切改变自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刻，5月12日，14时28分。
天变
5月，本是汶川最好的季节。岷江水量渐丰，山上樱桃已熟。和大多数县城一样，街头商店里播放着流行歌曲；连接岷江两岸的威州桥上行人缓步，水果市场里，生意人在往娇嫩的果实上喷洒清水。
在几公里外的雁门乡麦地村，阿坝师专音乐舞蹈系学生孙立刚刚结束劳动。每年及此，他都会和家人一起采摘樱桃，女友周雪坐在里屋，电视里播放着《大话西游》，周星驰在片中用月光宝盒反复回到过去，对着“晶晶姑娘”狂奔大喊：等一等等一等……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地面猛烈一晃，远处随即传来轰隆巨响，房屋如风中树木左右倾斜。堂兄们夺门而出，孙立奔到里屋，一把抓住女友跑出门外，在他们身后，墙壁倾塌，房顶轰然落地。
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烟尘，远处山脊被抓出一条巨大伤痕，石头裹胁着沙土倾斜而下。地面还在摇晃，孙立拉着周雪穿过樱桃树林，跑上公路，他急着赶回学校，因为父母都在阿坝师专当老师，他们跑出来了么？
回学校的公路上，坍塌和崩裂随处可见，两边山坡尘土飞扬，孙立和周雪沿着公路狂奔，要回到县城，必须穿过这危险的峡谷。
而县城已一片狼藉，人们在街道上四散逃窜，倒塌的房屋下传来凄厉的呼救，但没有人敢接近任何一栋建筑。市场里生意人和购物者混成一团，摊档被推翻，各种水果和蔬菜滚落一地，被无数狂奔的脚踩踏进灰尘和泥土。
28岁的水果商杨福建从市场里跑出，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本强烈的日光被怪异的黑色粉尘笼罩，恐惧占领了每一个人的心。
最多5分钟，大地归于平静，而山峰依然在崩塌。天色居然黑了，人们摸索着站直身子，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地震了。在那一瞬间整个城市突然陷入死寂，而嘈杂的人声似乎由地底迸发，又充塞于每条街道。
混乱才刚刚开始。
食物，饮水，衣服，一切原来最平常的，现在是和每个人最息息相关的东西。有的房屋倒塌了，掩埋了一切；剩下的崩裂歪斜，没人敢进入。街上有人立即想到了商场。杨福建盲目奔跑，却被人群裹胁着带到平时最繁华的东街。在这里有县城最大的德惠超市，人们一拥而入，跑在头里的人拿到了矿泉水、面包和饼干；随即日用品货架也被一洗而空；涌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者已来不及分辨，不管是拖鞋还是洗洁净，无论衣服还是卷筒纸，都被每一个经过的人紧紧攥在手里，而人群已开始互相争抢。
杨福建和一些人呆呆聚集在商场外，看着疯狂的人们。“我是做生意的，”杨福建回忆，“咋能抢东西呢？”不远处街角边躺着一具尸体，半身掩埋在砸下的水泥块中。街上的气氛如被绷到极点的弦。
阿坝师专的孙立此时已跑进县城，在县城入口，一辆货车已被山石掩埋一半；从高处看县城，只是烟尘一片；在孙立面前，有人在奔逃，有人神智不清来回游荡。学校还在城市另一头，孙立和周雪走在乱成一片的街上，他恍若置身一个完全陌生之处，哭泣或尖叫的人们从他身边掠过。“比在村里还要可怕”，他回忆说。
在学校，原先趴倒在操场上的数千学生一片片站起来，尽管伤亡甚微，但各种恐怖的信息在学生中迅速流传，有人传说，两个学生慌乱中跳楼。
体育系二年级的学生站在操场中间，有人提议赶紧去商店“搬”些东西回来。按照他们强壮的体格，这“不成问题”。但班长厥铭驰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
“哪个敢去抢，我不客气！”厥铭驰在一片嘈杂中高喊，“不准给班上丢脸”！没有人敢动一步，从这一刻开始，厥铭驰真正地成为这个集体的领导者。
静夜
学校商店里的人群一哄而散，老师们赶到商店，却发现没什么值得守卫的了。操场上，学生们一个班一个班聚在一起，当黑暗和寒冷开始袭来，他们自动开始寻求集体的安抚。
厥铭驰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中央，晚饭时间快到了，去哪里打饭？他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目光互相交错，却没人知道说什么。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厥铭驰大脑同样一片空白。先坐着吧，不要乱动，“他边想边说，”先保证安全“。
在县城大街上，人们从一种混乱陷入另一种混乱，他们焦急地寻找家人，而他们的家已不存在了。已有出城探路者返回，他们看到通向都江堰、理县和茂县的三条路全被滑坡的山体损毁或臃堵。县城通讯中断，电和水早就停了。一城人被困在高山环绕的河谷底部。汶川，已成孤城。
传言弥漫，有消息说还会有余震；又有消息说汶川周边城市尽数全毁；据探路者说岷江上游峡谷里山石淤积，水位越涨越高，聚集的江水随时可能倾泻而下。互相传染的恐慌立即伴随传言而来。
逃命，成为幸存者第一反应。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边上的姜维城高山。杨福建也在人群之中，他本来就是山上双河村人。
而双河村已成平地。地震时绝大部分村民还在地里劳作，只有少数伤亡，但砖土结构的房屋基本倒塌。村支书陈忠先立即成为近千村民仰赖依靠的对象。
陈忠先已经65岁了，这个昔日的一级战斗英雄，是双河村众人信服的权威。根据他的指挥，村民们聚集在果树林里。”树林里最安全，不会滑坡。“陈忠先向人们解释，”先坐在树下休息。“
但情况迅速超过预期，站在山腰往下看，来自县城的人群从各个方向爬上来，打头的人已经进入了双河村的果树林，而人流尾部还在县城边缘。一群群面带尘土神情紧张的人默不作声地从村民身边走过。
天色全暗下来。从山腰到山顶，树林里，坡坎上，到处蹲坐着无家可归的人。”那晚上山上怕是有三万人，“陈忠先回忆，”基本上县城的人都涌上来了。“
他带着村里几个民兵，打着手电在山坡上巡逻。他告诫人们不要躲在依然危险的山坡下面，并邀请大家到他的树林里休息。”人多些也好，“他对村民们说，”大家聚在一起，有事互相帮忙反倒安全。“
那一晚陈忠先是最忙碌和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微弱的手电光指引人们搬到安全地带；他用简单但有力的话安抚着村民和外来者；他同时指挥村民挖出粮食，守护水源。第一夜，他和他的村民用宽容使双河村成为孤城汶川最大的安全岛。
山下一片黑暗，寂寂无声，山上也人声渐低，孩子们最先睡着了，最初的惊恐和慌乱，逐渐归于接受宿命一般的安静。
生存
5月13日，震后第一天早上，学生们在操场上醒来，头天晚上大多数人没吃过饭，夜里又下起小雨，饥饿感一阵强似一阵地抓挠着每一个人的胃。
学生们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一年级的师弟看出他们的窘迫，主动拿来一些不知从哪找来的饼干。厥铭驰把饼干平均分配，每人分到两块。这是地震后的第一餐。
学校紧急启用了多年封闭的水井，这成为他们最大的财富，学校食堂储存的粮食也被统一保存，从13日下午开始，干粮以班为单位分发。
学校禁止学生进入任何建筑。忍受了一夜冷雨的学生们自己行动起来，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搭起棚子。
但搭建帐篷是项技术活儿，体育系二年级进展很不顺利，他们要搭一个容纳全班近40名学生的大棚子，难度颇高，始终立不起来的顶棚令他们气急败坏。在一根木桩该立在哪里的争论中，厥铭驰和郭鹏暴发争吵，随即扭打在一起。
有同学想去劝，但被班主任徐飞厉声喝止，”让他们打！“徐飞干脆在地上划了一个圈，”你们俩就在里面打，不准出来，打到分出胜负为止！“
厥铭驰和郭鹏，一个专攻跳高，一个练投掷，同学们就愣愣呆在一边看。两人打累了就坐着歇会儿，然后接着打。他们用拳头，用腿，用脚互相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在打架，他们似乎在把从头一天开始的惊恐、慌乱和怨恨拼命地发泄出去。快到中午了，两个人都鼻青脸肿，他们太累了，郭鹏退开，从兜里掏出两根烟，扔了一根给厥铭驰，两个人点着，挨着坐下。
”赶紧把棚子搭好吧，“厥铭驰先开口，”待会儿还要找东西吃。“郭鹏没反对。
在山上的双河村，单独的家庭显然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亲戚们，或者邻居，朋友，或者按工作单位，人们组织起来，成了临时大家庭。村支书陈忠先慷慨地把村里的树林提供给所有人，在树木之间搭帐篷更省力气。
杨福建找到了在建设银行当行长的叔叔余朝举，银行行长此时已成为”棚长“，他的员工们携家带口聚居一处，杨福建也加入了这个以他叔叔为大家长的集体。
在”建设银行“旁边，是菜市场三家人，王家和李家卖肉，而蒲家卖瓜子花生。他们的摊档挨在一起，如今住在一起。相当令人羡慕的是，王李两家找到了几块肉，现在就挂在棚子里。他们借用了”银行“的一些雨布，同时回赠了一块猪肉。
年轻力壮的杨福建找到村支书陈忠先，志愿负责山上的治安。”在县城看见过抢东西，山上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他从县城武装部找来一套军装，又借到了一根警棍，看上去很是威严。
无论是在阿坝师专，还是在双河村，吃饭是最大问题。陈忠先把村里刨出来的粮食集中管理，规定每天熬两顿稀粥。虽然粮食是村里的，但每个来找食物的人都可以分到小半碗，直到锅底被刮得干干净净。
各个临时家庭也陆续独自垒灶开伙，他们返回县城，冒险进入家中带回食物，由”大家庭“统一管理。女人们负责烧火做饭，男人们则到山顶水窖取水。
而这对阿坝师专的学生们难度更大，农村来的同学在生火烧饭方面更有经验，理所应当成为每个班级的炊事员。罗宏斌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生火奇快，他被体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们赠以封号：火神。
厥铭驰则安排每天吃什么，班主任从家里扛来了一袋米两块肉，班里又把学生们的钱集中起来，到县城紧急粮食售卖点买回一些米面。13日下午，第一次管理做饭，厥铭驰过于节约，煮出的粥清得像水。14日，第二顿饭，厥铭驰大方了很多，他甚至想办法搞来一些莴笋，煮了一锅稠得多的稀饭。
平均分配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顿晚饭，厥铭驰安排炒了一次腊肉，一锅盛到帐篷里，大家簇拥在一起，用手电光照着，不多的一些肉片隐匿在白菜中，谁也不好意思下第一筷子。”把电筒关了，“厥铭驰想了个办法，”黑着吃，谁夹到算谁的。“在整个汶川，无论山上山下，生活仿佛一瞬间回归了原本，吃饭和喝水是每天最关键的内容。人们像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切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主题：生存。
围城
打电话此时已是奢求，从地震时起通讯就已中断，汶川和外界的通道又全部堵塞。人们听说周边的城市损毁更甚，又有消息说外界传言”汶川平了，全城只有两个人活着“。
此时的汶川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外界联系。如今，文明世界依靠光纤电缆连接，而汶川突然成为消失的一环。对外部世界，汶川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而对汶川这更是灾难，整个世界突然消失了。
14日，震后第二天，上午7点半，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王凯率领一支十人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牛脑寨山顶，王凯通过卫星电话向军区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垮塌，急需救援。“
这是孤岛汶川在震后向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4日下午，应急通信基站被紧急建立，但信号覆盖面和信道宽度有限，主要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县城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通讯盲区。
但焦急的人们想出了各种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他们聚在山顶或河边，等待来自成都的直升机。一待飞机降落，便围住飞行员们，把写有自己名字和外界亲友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上。”打这个电话，就说我很安全“，这是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成都军区陆航二团的飞行员们变成了飞行的信使。他们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摞摞纸条。一天飞行结束，他们的”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陆航二团副团长姜广伟回忆。但所有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使这些平时骄傲的飞行精英也不禁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意义。
汶川人还惊喜地发现，连接岷江两岸的桥上偶有微弱的信号。在两边人行道上，总是挤着拿手机的人们，总有幸运者接通电话，南腔北调在这座不大的桥上此起彼伏。信号很弱，通话质量很差，打电话的人只能对着手机大喊。声音互相干扰也没关系，因为彼此的内容总是雷同：”我很平安，不要担心“，或者是”你们那边还好吧，平安吧？“
有人满心欢喜地离开，也有人垂头丧气反复尝试，但只要有人打完电话后抱头痛哭，周围人就会暂时默不作声。这大都是打往原本居住在映秀、水磨或漩口几个镇的亲友的，人们都明白，痛哭的人必定是有家人遇难。
这座连接岷江两岸的桥，如今连起了孤岛汶川与外界。
阿坝师专则是彻底的盲区，一两天过去，学生们的手机也差不多没电了。但他们同样有命运的馈赠。17日，震后第五天，一名军人来到师专采访，他是成都军区战旗报副主编谭美华，随应急通信分队同机抵达汶川，是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
他随身带着一部特殊的手机，军用信道，随处畅通。在体育系的帐篷前，谭美华偶然接了一个电话，敏感的学生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与父母联系的最好机会。在厥铭驰的组织下，学生排起了长队，挨个用这部军线手机通话。队伍越排越长，谭美华开始规定，每个人两次拨号机会，拨通后限说30秒。
而很多学生都超过规定时间，一个女生接通电话后泣不成声，所有人都宽容地等着她；男生们普遍坚强得多，往往迅速报完平安，立即把电话转交给下一位同学。这个”一个人的电话局“第一次设立，就在阿坝师专”营业“了几乎一整个下午。
陪同谭美华一同前往的驾驶员梁忠飞想了个办法，他拿出小本子，把学生的姓名和要打的电话抄下来，”我们带回指挥部充上电打。“他向学生宣布。在他的面前，瞬间又排起了长队。
等候的学生围着外来者不停地提问，”成都有没有地震“，”甘肃呢“，”广元怎么样？“当然，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问题：”NBA季后赛打到什么阶段了“，或者是”奥运会还会开吧？“
时间足够漫长，记者干脆打开带去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习惯了网络、电影和音乐的年轻人，已经和他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脱离太久。
天色渐暗，而电脑里传出的歌声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格外悠扬。”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ay up high ……Someday I’ll wish upon a star／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drops……“
学生们静静听着，这普通的歌曲现在宛如天籁。这些灾难中的孩子，此时与这曲调心意相通，就如同歌中所唱：”彩虹高处，倚星而期盼；梦醒云上，烦恼消融有如柠香“……
灾难塑造的城市
在跟父亲通完电话之后，一贯坚强的厥铭驰也有些沉默。”我爸爸一直是个很酷的人，“这个成都双流县孩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带哭音。“
令厥铭驰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粮食日渐稀少，虽然学校开始每天供应稀粥，但如果不加餐，所有人还会觉得饥饿；通向外界的路仍没打通，学生们开始对离开汶川显得绝望；日子长了，操场上的棚户区里开始有了小摩擦，就在这天上午，一小袋米不翼而飞。
18日晚上风雨大作，操场上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体育系的男生们拆东补西，一夜没睡，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情绪很消沉，在19日上午，雨停之后，横七竖八躺在岌岌可危的帐篷里休息。厥铭驰趴在被子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我恨对面的山，“他说，”我不想看见它。“这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肩上已承担了过多责任。
下午，这一天体育系二年级第一次生火做饭。粮食不多了，他们把一些面块加到稀粥里，看上去更像一顿饭。周围有其他班的”炊事员“在炒菜，不知从哪搞到了腊肉。有人忍不住凑过去多看了两眼，厥铭驰有些生气地命令，”把头转过来，不准看！“这一刻，他才又重新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舞蹈，练功房毁了，他会在草坪上压腿，会在走路时突然来个弧线优美的旋转。“8月份我肯定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尽管他坚持不透露节目的内容，但他偶尔兴起，会表演一两个其中的动作。
在阿坝师专，和孙立一样仍然保持诗意的人并不少，在教学二楼前的树林里，乱糟糟的帐篷区前，来自马边彝族自治县的音乐系学生阿罗阿曲每天到这里盘腿坐下看书，他最近看的是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专业读物，“我喜欢施特劳斯，”他说，“莫扎特也很好。”在他翻到的那一页，正是莫扎特那婉转而神圣的《安魂曲》。
在山上的双河村，年轻气盛的杨福建则大发脾气，他名为治安员，实则同时身兼警察、法官、卫生监督员和民事纠纷调解员。前些天他刚刚和村支书陈忠先给大家规划了一片大小便的地方，好不容易解决了卫生问题；今天又发现几棵樱桃树被人砍去了活枝。
“哪个砍活树当柴烧？！”这个水果商很是心疼，不禁大叫，“太不像话了，老子要弄他！”几个双河村的年轻人一同响应，果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周围没人答应，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城里人干的，但没人承认。很多人警惕地看着暴跳的杨福建，气氛逐渐紧张。
陈忠先赶紧跑来，喝止住杨福建，然后一路小跑到果树主人的帐篷，随即又返回，“我调查清楚了，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他边解释边跟周围的城里人使眼色，“不管别人的事，都回去！”
是不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只有陈忠先自己清楚，但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人，无疑在努力维系双河村聚居点里脆弱的和谐。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水只能用来做饭洗菜，谁用来洗脸洗脚就要被罚停水。但陈忠先对偶尔碰到的违规情况往往视而不见，“人家是城里人，爱干净。”他解释说。村子里棚户之间偷窃一直不断，但治安员逮到的大多数人，都被陈忠先放了，那都是些偷食物的人。只是对趁机偷窃财物的人，村里毫不手软，痛打一顿。
在陈忠先一生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灾难。他记得前些年大泥石流冲进县城街道，也记得1980年代的洪水将整个县城淹没，还有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当了大半辈子农民，陈忠先对灾难习以为常。汶川，这个高山河谷之间的城市，这个总是与水，旱，滑坡和泥石流相伴的命运多舛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依然在险峻的高山上开出一片片整齐的梯田，在漫天风沙中种植出甜美的樱桃，也在河滩边年复一年地经营，建立起阿坝州最繁华的县城。
19日，地震后第七天，汶川亮起了部分街灯；县城里开通了几个充电点，人们排着长队给手机充电；在救灾指挥部门前电视转播车前，总是围拢了一大群人，他们准时前来收看新闻节目；在阿坝师专，爱美的女生们终于忍不住省出水来洗头，清晨阳光下，湿漉漉的头发垂成优美的弧线，她们终于在震后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原本姣好的颜色。尽管道路仍然难通，尽管物资仍然紧缺，尽管周边高山上的村寨情况比县城可能更加恶劣，而这个顽强的城市已经在一点点恢复生气。
在5月19日14时28分，当汶川人群肃立汽笛齐鸣，在上海，中国最繁忙的大都市，整个城市暂时停止了运转，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杭州，人们在西湖边点燃了点点烛光，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成都，人群聚集在天府广场，高喊“汶川加油”，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那一刻，漫天的风沙回旋于河谷之间，这风沙是否迷湿了所有汶川人的眼，他们是否知道，此刻所有中国人都是汶川人？
【逃离与回归】
北川县，山地面积占98.8％。几条县级公路从县城出发，沟通着群山之中的20个乡镇。不幸的是，这些总里程超过670公里的道路与北川县城一道被肆虐的地震摧毁殆尽。而资料显示，深山之中，该县人口已经超过16万。
一场浩大的自发性迁徙在深山中开始了。
没人不想活命。幸存的想活，但那意味着他们必须舍弃家乡。此时山中道路尽毁，通讯也只能靠吼，北川县大山里的灾民们突然之间回归蛮荒，在这2800多平方公里的山海中，他们的存在甚至不如野兽坚挺。
他们不知所措。山中绝大部分水源受到地震污染，浑浊不清的泉水表明，家乡无法久留。但怎么走，去哪里？这样的抉择几乎同时摆在大山之中互相隔绝的278个孤岛般的乡村面前。
去哪里寻找活的希望？翻出大山，离开险地，到平原地带去，到北川县上去，到绵阳市里去。那里会有水和食物，而不会有塌方和泥石流。在那里，他们会再次回归人类的社会。
跋涉者，逃难人
17日上午，语文教师文黎黎又走到了一座高山下。
自从逃出深山中的白坭乡以来，这样的大山文黎黎已经不是第一次攀爬了。虽然生在山区，长在山区，但自从懂事以来，县级公路就已经通达了她的家乡。当她长大成为教师，她还是没法向自己的学生解释，为什么会有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如斯的高山峡谷之中。
带路的头人是在白坭乡偶遇的一个伐木人，文黎黎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就像同路的另外十几个村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一样。如今，带头的就是带头的，押尾的就是押尾的，一切已分工确定，沟通则依靠前后之间的吼叫来进行。这个由一个伐木人、一个女教师、一众村民和被蒙上眼睛的孩子组成的队伍缓缓地行进着。
带头的伐木人说他在这片林区砍过木头，稍微记得一点路。在白坭乡组队时，他成了这个团队的核心，认路这项技能让他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没人质疑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向外走总比坐以待毙强。
17日中午，距离文黎黎逃出白坭乡已经6个小时，她还是没能知道自己的家乡——相邻的漩坪乡怎么样了，父母如何，亲友如何，甚至不知道脚下这条路会通向何方。
手中的矿泉水已经喝到最后一瓶，文黎黎发现，在这里人只能随着山势而动，且他们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一条比较远的弯路。
这里除了他们一队人外，一个人影都没有。
此时此刻，5公里之外的一座山顶上。文黎黎的父亲文勇拖着75岁的老父亲文兴贵爬上了一座两千多米高的山梁。
如果天气好的话，5公里外的双方或许能够看到彼此山上影影绰绰的人影，而此时一家人只是并行于两条山脉之上而互不知晓。
文勇不知道在白坭乡教书的女儿是死是活。他顾不上想，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75岁的老爹和68岁的老娘护下山去，而东边山下的文黎黎更不知道她的父母、祖父母在西边的山上已经蹒跚了10个小时。
和其他灾民一样，文勇手里没有地图或是指南针，走路全凭感觉和跟随别人。他默默地计算着，他们一家已经翻过了4座大山，佛泉山、五指山、金子山、后背山，前面再有一段距离就是盖头山。如果他们能活着爬下那座一千多米高的山，他们就有可能得救。流传在一路上灾民口中的讯息表明，盖头山下的擂鼓镇就有传说中政府的救援车驻扎。
一路之上数里长的灾民惟一的目标就是那里。他们知道，政府会救他们，但首先，他们必须找到政府才行。
此时，前后绵延几里长的灾民队伍中，开始流传一则有关北川县城的惊人传言。
很明显，遥远的深山之中，人们并不知道北川县城的覆灭，北川县城仍然是山里人的目标之一。同样的，深山外面的人更无从得知大山里面人们的死活。
5月15日，地震过后3天，在北川县城展开救援的军人发现从北面山上零星出现向下攀爬的居民，他们明显不是北川县城的市民，因为他们也被县城的惨状吓呆了，有人哭出声来。这些人告诉军人，幽深的山里面还有20个乡等待救援，最远的一个乡甚至直线距离都超过100公里。
山里面断水、断电、断路、断通讯，撑不了太久了。
武警成都指挥学院以及成都军区随即各自派遣侦察分队冒险进入山中，但无路可走的现状让手持军用地图、指南针的军人们也无计可施，军人只能翻山越岭一个村一个村走过去，搜寻村庄的任务进展缓慢。
家在100米深的水下
三天前，文勇一家以及几里长的灾民队伍所选择的道路已经有灾民走过，而且他们最终真的看到了救援车和水。这也是支撑后继而来的灾民的主要精神动力。
家住漩坪乡政府附近的文清华是最早走上这条路，并因此走出大山获救的灾民之一。
笃信佛祖的文清华知道，从漩坪乡石龙庙开始的这条路，会通往佛坪山上的另一座寺庙，并最终通向山外。这条路平时是那些虔诚的佛教徒往来于两座寺庙之间的必经之路。按照这里的风俗，取道山间险恶的道路前往外乡某座不知名的庙宇，是为了向佛祖显示自己的虔诚。
走在这条路上的文清华认为这一定是她的救命之路，她说她一路上都在口诵菩萨保佑，保佑她自己以及周围的灾民不会从巴掌宽的山路上摔下去。
从漩坪乡逃出来的灾民一路上哭哭啼啼，没有人愿意回头再看漩坪一眼。路上其他乡的灾民也知趣地不去询问。大多数人都知道，漩坪乡政府所在的石龙村已经彻底消失了，消失在大约100米深的水下。
漩坪成了灾民中人尽皆知的“北川亚特兰提斯”。
地震当天一早还到山上打菜籽的文清华显然无法预知：3天后，她的家会成为水下都市的一部分。当中午12时左右天空突然变黑时，她仍然觉得这可能仅是一场大暴雨。这在这个山坳里的乡非常常见，人们只不过需要躲回屋里就可以了。
这一天，在文清华家附近开五金店的女老板余志琼正在驱车从绵阳返回并刚刚驶过北川县城的路上，灾难和她的运气也同时降临了。
“我看到瓦片在飞，还没明白过来，我和司机都感觉车突然随着地面下沉，非常快。”余志琼幸运躲过了车前车后的泥石流和塌方，几十米的路段只有她的货车所在位置没有被掩埋。当她放弃货车回到北川县城时，这个县城已经不存在了。“到处都是喊救命的人，我没看到完整的楼。”
文清华和余志琼能侥幸脱生，但她们的家所在的漩坪乡已经在劫难逃。
地震发生时，一个位于漩坪乡与北川县城中间的村庄的村民邓兴贵亲眼看到，峡谷两侧的山崩塌了，堵塞了峡谷河道，甚至掩埋了峡谷尽头的苦竹坝电站大坝，流经上游漩坪乡的湔河在这里被堵死了。“本来没有什么水，瞬间那个水就升起来2米高，也不知道那是水还是泥或是沙，就看到一个平时承包这个水库捞沙子的人被卷了进去，怎么游都上不来，死了。”
据邓兴贵目测，塌下来的山体至少有300米高，而苦竹坝大坝不过是个二三十米高的小坝。随后，被堵住的湔河水位慢慢升高起来。而一旦垮塌的山体承受不住从上游漩坪来的越来越多的水而决口，“第一个完的就是我们村。那下游北川县城也会完了”。
村民们顾不上知会上游的漩坪乡，开始全村的逃亡。下游的村庄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灾民开始涌出。
向乡领导请示
13日一早，白溪村村委会主任杨顺兴和书记朱云聪试图前往漩坪乡政府，请示乡上领导的指示。
这两个村庄处于漩坪乡上游，所以仍不知道下游的危急。
路上，杨顺兴和朱云聪商量着如果到了乡政府，碰见哪个领导“就和哪个领导汇报”，请示领导能不能把人从山上的村庄里撤到没受灾的村。“一切听领导指示，总不能让村民还在山上呆着等死。”
杨顺兴这个连任三届的村委主任已经在任上7年。而地震之后，他自己跑到村里各个大队去巡查，所有婆娘都哭着过来拉他，问他咋办，“没法过了。”他心里的想法是先把村里人带到一个山不裂、下雨不会滑坡的地方安置下来，再看看乡里能不能帮帮忙。
很快，让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情况出现了，通往漩坪乡政府的一座桥被倒下来的山体堵死了，二百多米高，杨顺兴和书记朱云聪根本爬不上去，“怕不是里面出事了吧”。
杨顺兴不知道，经常和他一起在乡里开会的春芽村书记侯云泉、村长王永安这时正从另一条路冒险摸进漩坪乡，此时是13日早8时左右，他们甚至幸运地见到了正在组织人员物资转移的乡常委书记张康奇。张康奇指示他们尽快撤到安全地带待命，但没跟他们说是否要撤出大山。
侯云泉和王永安随即领命返回春芽村，而他们此后再也没能进入漩坪乡。摆在这两个村面前的问题是，他们要自己抉择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是这座大山中目前已知的基层行政体系仍在勉力运行的事例。这两个村的村官并没有擅离自己的岗位，这让很多邻近乡村的灾民们称赞不已。
幸运的是，两个村的村官都得到了外界的讯息。
14日，白溪村后山谷对面山上的灯包村有人喊话，找杨顺兴，原来是灯包村的村长刘尹贤。杨顺兴记得经常会在乡上的会议中见到刘尹贤，二人还在一块吃过饭。
刘尹贤告诉杨顺兴，解放军已经找到了他们村，让他们尽快转移出山，问杨顺兴要不要一起走。
杨顺兴后来称，他随即将村里所有人分成两队，分别由他和书记带队，翌日全村开始转移，只留下了4个90岁以上的老人和一个残疾人，并每人配置了一个青壮年留守看护。
春芽村也几乎同时幸运地得到了外界的讯息，该村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冒险潜回深山，带回了外界的情况，书记侯云泉决定马上把村中所有人包括老弱病残都转移出去，他们选择了一条和白溪村不同的路，而这条路他们竟走了三天，总共31个小时。
白溪村、灯包村、春芽村几乎在同一天开拔转移，他们成了灾民队伍中不多的整村有组织转移的队伍。
而很快，他们的队伍衔接上了绵延数里的灾民流，他们也听到了那个有关北川县城的传言。
水面上露一个屋顶
禹里乡的村民罗志银(音)显然选择了一条并不好走的路。
16日一早，带着老婆和小女儿的他打算先绕道漩坪直插北川，他知道漩坪乡是距离北川县城最近的一个乡，他要赶时间去找人——他的大女儿在北川中学读高中。
中午时分，罗志银一家终于爬到了漩坪乡外面的山梁上，那里已经没有路了。“吓我一跳，漩坪乡已经没了，就剩下他们乡政府那个7层楼还在水面上露一个屋顶。大自然太厉害了。”
事实上，罗志银说错了。露在水面上的并不是漩坪乡政府的7层宿舍楼，而是仅有三层却因地势高突出水面的漩坪乡小学。那个屋顶像一块木板一样漂在水面上。
“从河床到乡小学楼顶，至少有100米的落差。”张家坝村的村民金朝杰就住在那条河的边上。
按照住在漩坪乡政府旁边新街上的文勇记录，地震后，湔江就已经涨了2米高的水，当天晚上就达到了5米，13日一早水位已经达到50米，文勇的家已经被淹了。
早就逃到绵阳的五金店女老板余志琼的店面是最先被淹没的一批漩坪乡店铺，因为地势低，很快就沉没在几米深的水下，人群开始骚动，之前的宿营地已经有危险，乡党委书记张康奇等开始动员人力物力向十里村方向转移，海拔780米以上被证明是安全的。
14日，当人们开始大批转移时，文勇一家还能看到地势最高的乡小学。此时的漩坪乡灾民开始大批翻山而去，他们知道大祸已不可避免。
16日一早，当文勇一家最终被迫逃难时，乡小学已然被淹没水下，只剩下一点点楼体露出水面。“你知道在阿坝州孟县，有个叫做叠溪海子的地方吗？那就是古代一个被淹没的城市，天气好时，你就能看到水面以下的建筑。”文清华的儿子李龙说，“现在我们家也是这样了。”
“胡说，肯定是谣言”
“胡说，肯定是谣言。”村民母向贤(音)根本不相信流传在灾民队伍中的那则传言。
传言绘声绘色地说：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县领导金大中集合活着的人到县城茅坝中学，一清点人数，就来了七八百人。“北川县城怎么可能没有了呢。”很多灾民一边走一边嘀咕。没人敢完全相信北川县城玉石俱焚的传言。
很快，又有一个传言在灾民队伍中蔓延，“漩坪的水开始向周围漫了，还有两里路就到治城了。”这则传闻甚至得到不少治城地区灾民的证实。
二贯口村的二十多个村民也在灾民的队伍当中，他们也听到了这些传言。这些二贯口村村民是16日5时上路的，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块红布单，在灾民队伍中很显眼。每当有飞机飞过，他们就使劲挥舞红布，但没有飞机停下来，他们只能默默走着。
二贯口村的村民们都非常佩服白溪村和春芽村的村干部，而对自己村的村干部表示不满，“他们比我们跑得都快，村书仁定福自己去北川找女儿去了。” 村民们认为他没有起到带领大家逃难的职责，据称，在逃命的路上，村民们还碰上了书记，“书记只是对我们笑笑，连话都没说。”他们甚至也对村委会主任表示不满，认为村任会主任是为了个人私利才不让大家逃难，“我们家家都欠他家小卖部的钱。”
灾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发组队逃命，类似白溪村和春芽村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二贯口村村民杨治平，不停地把背篓里的食物扔掉，他实在背不动了。他还在想念家里的两只看门狗和一大群牲畜。为了逃命，全村大开牲圈，让所有牲畜自己逃命，还把饲料、粮食都扔在空地上，希望这些牲畜能够自己活下来。
“我家的大雪、小雪两条狗救了我一命，它们不停地叫，我才出来，一地震房子就倒了，现在我反而不能带它们逃命了。”一路上杨治平都在抹眼泪。
有人说，漩坪乡党委书记张康奇是条汉子，家里死了8口还留在深山里，“这时候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就看出来了。”
一路上，灾民队伍中总能看到走不动的老人放声痛哭，其中有些人已经走了两天两夜。“那些人是从更北面的乡下来的，走三天才能出去。”村民龙顺和说。
“我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只能自己逃命了。”村民任封长(音)无奈道。他说在半路上一条小狗跟过来，一直跟着他好几里路，到了一处悬崖那狗过不去，他记得扔给了那狗一块腊肉。“我跟它说：‘你逃命去吧’。”他回忆道。
尾声
17日下午4时，语文老师文黎黎一队人终于爬上了一座近3000米高的山顶。
伐木人指着下面喊：“快看，到了，下去就是邓家，到了邓家我们就逃出来了。”
文黎黎睁开眼睛，向下看了一眼，到处是雾，根本看不到底，“下去要2个小时，我真不想下了……”
16日傍晚，北川县城。
正在搜救幸存者的军人发现北边山上爬下来3个人，3人拉住解放军问此处是不是北川，得到肯定答案后，其中一人失声痛哭，据称，他本来去乡里求援，发现漩坪被淹没了，到了县里，县城也没了，他找了解放军要了吃的和水，称自己已经2天没有吃喝。
“你跟我们走吧，出去就是宿营地，你就安全了。”军人提醒他。
“我得回去给村里报信。”他摇摇手，倒退几步。
之后他返回了深山。
【努力与无力】
震后第三夜，雨停了，月亮照着呜咽的官河支流。百年绵竹汉旺镇，已是空城。
东汽(东方汽轮厂实验外语学校)中学里，生与死间隔着一道浅浅的溪水，这一夜流淌着残碎的书包、作业本，家长在这边，孩子在那边；生者在外面，死者在里面。
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救援队)，已在此坚持了一天一夜，时间窗的关闭，留下的生存希望日渐渺茫。
这一夜，所有人都在企盼生的奇迹。
“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入夜十二点，东汽小学的塑胶操场上，尸体数停留在110具，接近半数的身份栏上写着“初中生”、“高中生”。
这只是十里东汽厂区里两处临时的存尸点之一。十米开外，正是国家救援队临时宿营地，数十辆军用卡车沿道排开，白天运载物资的车厢，夜晚是队员们睡觉的地方，司机则蜷缩在驾驶室内。
这是国家救援队入川两天内第二个施救地区。
地震爆发后两小时，154名一线救援队员径直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两个小时内，物资、人员和设备装载妥当，空军运输机直抵成都太平寺机场，目标震中汶川。
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
13日凌晨，在都江堰收费站，接到总理新的指示，因为汶川道路中断，救援队就近奔赴都江堰中医院，以及聚源中学。
2001年4月，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正是温家宝授旗。这支由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人队伍，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
过去几年中，他们多次代表中国实行国际人道援助。作为唯一国字号地震救援队，设备和经验水平为国内最高。至今七年里，国家救援队先后参与巴基斯坦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等灾难国际救援工作。
天下着大雨，作业条件恶劣，在聚源中学，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再专业的设备也需要缝隙和空间。
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能救出两名学生。
“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一位救援队员出离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七个班的学生被埋其下。
第一个小女孩获救花去了6个小时，救援队员将一处狭小的缝隙用气垫撑开、固定，队员钻进缝隙，掏挖其间的碎石和泥土，为幸存者排除求生的路障。倘若此时遇及余震，缝隙闭合，则施救者也难幸免。
在都江堰中医院和新建小学，情形略好，同是垮塌，但横亘的楼板、混凝土块在肆意夺命的同时，总会留有求生的空间，几位学生就困在废墟下的墙角处，顺利复生。
在都江堰，21位幸存者因为救援而生命回暖。
更多的灾区在求援。13日下午4点，救援队再度接到命令，连夜赶往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这天上午，总理在东汽的一处垮塌厂房废墟里对着埋在其间的专家喊话。
不远处的东汽中学，那里更惨，数百名学生深埋废墟之下。
耳听着求救声衰弱
深夜12点，在东汽中学救援现场，马达轰鸣，四只探照灯隔岸照耀着危墙，一座四层建筑垮塌而下只余三四米高的废墟。
官河流经学校的支流，河面漂满孩子的书包、课本，还有奖状。
三台重型起吊机，在救援队员的指挥下，一根一根地进行着原始的几何拆卸，试图减轻幸存者身上的重压。
已经过去近60小时，幸存者的呼救已经微弱不闻。
德阳电力公司的李师傅12日晚上赶到现场，支起了应急照明灯，那时救援队伍还没到，废墟下是孩子的呼救声。他坚持照明，“因为有亮光，孩子们就会有希望”。
然而，第二夜，声音已然微弱。再一夜，废墟下彻底安静了。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面色凝重，“每过一小时，生还的几率就直线下降一大截”，他夸张的手势暗示着令人绝望的前景。被媒体多次渲染的救援利器——生命探测仪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名为蛇眼探测仪的先进设备，探头在外界操纵下，可迂回于废墟下的狭窄空间，探测微弱生命，一旦发现幸存者，生命探测仪的大屏幕上，甚至可以显示幸存者身体被压的部位，以便施救时第一时间针对性补给抢救。
国家救援队还配备了12条搜救犬，单从外形看，毛色、品种不一，它们对生者的气味尤其敏感，即便深埋数米的幸存者。
前一天，乐山、德阳消防队已经到达，两辆巨型吊车，一个支撑着很可能随时坍塌的危墙，一个则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小男孩压在两座高墙下的中间地带。稍有差池，孩子必定葬身废墟。
消防队员们缺乏经验，局面僵持着。
直到深夜，国家救援队橘红色的身影出现，孩子得以获救。当晚，他们很快又在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11个孩子，救活了5个。
5月14日，这一夜，对岸百余名家长不肯离去，或席地而卧，或扶持相拥，痴痴地注视着对岸的一举一动。
一个红书包被救援队员扔了出来。人群中凝神屏息，然后一声骤然而起的号哭袭来，一位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
照明不够，12点半，隔岸的两只探照灯，被转移到抢救废墟的最前沿。一个半小时后，绵竹电力局又紧急增援了一台发电照明设备。
凌晨2点，4具学生尸体被抬了出来。4点，又是2具。孩子们躺在生前睡觉的床架上，搬抬中，一个米老鼠书包从一个孩子紧攥的双手中脱落。
“有时听到孩子的声音，可是没法遁地而去救助，等到一层层的沙砾清理，耳听着求救声日益衰弱。”一位队员红着眼圈说。
这个夜晚之前，国家救援队已经拯救出36名幸存者。这一数据已经数倍于救援队过去七年救援人数的总和。
救活一个，再救活一个，围观的人都在期待。
救援队员的委屈
因为长途奔袭及累夜工作，救援队不得不采取轮班制。负责搜救犬的冯班长，已经三十个小时滴水未进。三只黑色的搜救犬回来时，冯班长问战友，犬表现如何？回答说，犬实在太累了，跳不上卡车，几次未遂。
“人可以撑，犬得休息，不然闻到死人活人，一样叫。”冯班长说，人可以随便充饥，但搜救犬必须吃专备的犬粮。
东汽厂的另一处救援地点，叶片车间，东西配楼已经互相倾斜至A状，一楼已经全部塌陷至地下。事发当时，这里约有三十位顶级专家在开会，截至15 日凌晨，已有9位得以逃生，其中包括3位国宝级专家。东汽的一些业务属于军工性质，救援队的领导欣慰地说，他们身系国家最权威的军工机密技术。
20余人中，9人生还的成绩，已算是汉旺灾区最幸运的所在了。
但是更进一步的困难也在眼前，生命探测仪显示，塌陷到地下的一楼可能有幸存者，但大楼将倾，余震不断，冒险进楼，队员的生命毫无保障。
曲国胜说，国际救援的原则是必须以不伤害救援队员为前提，前面的两天内，已经有两位队员腿部受伤。
随队的地震专家紧急磋商救援方案，乘着间隙，曲国胜要求大家就地休整，以保存体力，“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从事救援，危险性极高”。
废墟救人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职业的救援队员而言，每救活一位伤者，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往往耗费6－8个小时。
许多时候更需要仔细的筛选，小心的挪移，容不得草率的大拆大卸。他们用脸盆，用塑料桶，一把一把的抠挖着缝隙间的泥土，用毛刷清理浮尘，像是探宝一般寻找宝贵的空隙。每有丝毫的空隙显露，必须停下所有动作，队员大声地叫喊，再贴近仔细地倾听，以确认是否有生命的迹象。
缺少幸存者的消息，对岸家属们的情绪变得焦灼，不能容忍队员们哪怕片刻的停息，扯着嗓门抱怨，“你们干啥子啊，怎么不行动？”
因为相距遥远，看不真切，常有家属对于四五位队员聚于一处，貌似磨工实则小心掏缝隙的场景横加指责。
14日中午，东汽厂给救援队送来了热食，几位通宵工作滴水未进的队员抽空吃饭补充给养，一些家长冲过警戒，一把夺掉救援队员的饭碗，几位队员委屈地落泪。
指挥官说，理解家属的情绪，但专业的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也不能退缩，更不蛮干。
东汽中学救援现场有多拨队伍施救，涉及公安武警、消防诸多部队。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和协调，人力和设备常得不到最佳的配合，“听谁指挥”成为问题。
只恨救援当时少
2003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国家救援队曾仅用两天时间越过各种烦琐的手续到达跨国现场。彼时，巴基斯坦军队尚在路上。
然而“汶川大地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张副参谋长称，这次入川，他们携带了所有的家当，包括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以及一台应急指挥车。只可惜，汇入浩瀚的灾难中，这些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5月12日至13日，国家又紧急增派四川、重庆、甘肃、云南、湖北、江苏、山东、辽宁、海南、河南等10支省级地震救援队奔赴灾区增援。
部分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滞后的尴尬情状，始出水面。比如四川省全省没有一台应急通讯车，地震发生后，不得不借用云南省地震局的。而云南地震多发，却也仅此一辆，还是由国家地震局刚刚下拨。
国家救援队在北京近郊专辟有训练基地，通过数年建设和跨国实践，但是在不少地方省市，这一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依附于消防、公安部门。
在黄金救援72小时结束后12小时，日本救援队率先到达。目前，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多支国际救援队先后抵达灾区。
5月17日，本报记者在灾区接连遇到什邡红白镇的新加坡救援队，以及达到蓥华镇宏达化工厂的韩国救援队。
国外救援队的装备精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日本救援队带来了一条赫赫有名的“英雄”搜救犬，它曾在日本新澙大地震后第五天从废墟里发现了一名女孩。
当晚，俄罗斯国际救援队在都江堰救出一名被困长达127个小时的61岁女性，这也是国际救援队在灾区营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
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保护幸存者的眼睛，拒绝记者在救援中打灯拍摄。日本救援队当场向死者列队默哀。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可能我们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韩国救援队队长金永锡说。
让守望了一夜的父母更加遗憾和悲切的是，5月14日，那一夜东汽中学的救援，没有找到一个鲜活的孩子。
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南方周末 作者: 张悦 王轶庶 李海鹏 陈江 曹筠武 朱
死亡之弧【挣扎与求生】
大地震摧毁了所有通往汶川的道路，孤岛汶川汇集了所有人的悲伤与祈祷。5月13 日上午7时，温家宝强调，务必要在当晚12点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23时14分，武警驻川某师200人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灾队伍，而之前的 33个小时，孤岛里建立了怎样的秩序？
一切回到原始社会
2008年5月12日14点27分，德国人伯格丹很不雅地在桃关大桥桥头小便，他被中国朋友称为“老伯”，他可能一辈子会记住这次“方便”：这次小解救了他的命。
Ten seconds. This is live or death.(十秒钟，生死一线间。)5月17日，惊魂未定的老伯在汶川县城说这话时，他已无数次在心中将这十秒钟做时间位移。
伯格丹是一位资深的登山探险家，这次专门来登四姑娘山，登完之后他来到桃关村接另一个德国游客。
5月12日中午12时，老伯和3人驱车至卧龙，准备午饭后看熊猫，午饭时，老伯多喝了两瓶啤酒，这是关键的两瓶酒，救了他的命，让他不得不更快地找地方“方便”。
“老伯慢悠悠上了车，我才开始开车，(突然感到)整个身体在发抖，在桥墩上急刹车，只有桥墩没倒。快一步是死，慢一步是死。”老伯的向导、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伟回忆。
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车子好像马上要被掀翻了。周围山体垮塌，隆隆巨响，几个人感到呼吸困难，因为被湮没在漫天黑尘中。
在相距不过一两公里的福堂坝隧道，武警某部某团政委杨健全，正从阿坝运送物资回成都，经过福堂坝隧道，再给他5秒钟，就到出口了。
而地震发生了。司机下意识狠踩油门。刚出隧道出口的车辆，都被山石砸毁，而隧道后没有进入的车辆，也全被埋在了山石之下，两个捡回命的司机抱头痛哭。
隧道救了里面人的命，而隧道两个洞口外，塌方段的公路上到处是车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块板状的石块砸向一名过路者，他的头飞掉了。
和这些匆匆过客相比，汶川县委书记王斌的使命更复杂，他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城里是最高级官员。14时28分，他刚从乡下回到县城，在县招待所取办公物品时突感左摇右晃。
王斌没时间害怕，第一反应是去县委组织抢救。他用手机联络几个县级官员，但根本打不通。他最先到达县委门口招集人员，然后纪委书记到了，接着宣传部长到了……
县委那条街乱成一片。王斌看到：人们各种形象都有，有喊的，有闹的，有哭的。
14时35分，王斌在县委开了第一个会。当时没法召集起所有班子成员，只能让人奔跑呼叫。“地震让人退回到靠步行、人碰人的原始方式，让一切都退回到原始社会。”县委宣传部长吴开明无限感慨。
从县里的各个地方赶来的十几名官员站在黑云压寨的县委大门前，灰霾已笼罩一切，模糊了人们的面容，官员们再不需要通过察言观色来确定官场行事逻辑，拯救就是惟一任务。“在县委门口集中后，临时成立了人员疏散组、抢险救灾组、通信组等等。首先马上组织人员疏散，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县城四万人输送到安全地带。”王斌说。
汶川80％房屋都没塌，但多数已不能住人，人员伤亡不像北川那样严重。但再也不是曾经宁静美丽的县城。
和自救同样重要的是求救。最早赶到的纪委书记王继宏往东去茂县方向，宣传部部长吴开明往西，去马尔康方向，他们去搬救兵。
不到半小时，两人绝望而归，“道路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堵得死死的，这时我觉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奇迹。”吴开明说。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十三个工作组，到全县十三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 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待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
“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继续往前走。
“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汇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凤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成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关键时刻武警杨建全把所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建全和桃关村村支书将水和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老伯等“外来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关照。
之后临时指挥部开始募集民兵，第一天有4个人报名，第二天经过动员有二十多人，抢粮的人和保粮的人全是住在附近的工厂职工和村民。
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衣不蔽体，厂里把厂服给大家穿，导致大家服装差不多，为分清阵营，巡逻队用暗号判断来人，比如13日晚上的暗号是“国泰民安”，巡逻队问来人：国泰，来人要答：民安，否则就是另外一拨来抢粮食的。
这些由杨健全组织起来的巡逻队拿着铁棒、菜刀、木棍，袖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头戴红色头盔。要抢东西的那拨人气势汹汹，老是说没吃饱，他们说自己没分到配给粮，结果同厂的工人说，明明给你们分了。当地有个警务室，但警察已在地震中失踪。
村里4口锅，按单位轮流做饭，闹事的十多个人，别人做了饭，他们也要吃，把饭勺都抢掉了，让别人吃不成。
杨建全让4个武警把领头的“老黑”控制起来，他很凶，说老子饿了就要吃饭，杨健全说必须按秩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吃。
其他闹事者也蠢蠢欲动，局面一触即发，杨把“老黑”捆了起来，掏出麻醉枪指着他，“老黑”说：你有种就把我打死。杨对着他鼻子打了一枪，“老黑”一下老实了，武警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去。
杨健全让宣传股长王洪志给他做思想工作，一是拉近感情交朋友，跟他讲这个时候跟大家作对不好，“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要讲良心”。
后来“老黑”的老婆也来了，又跟他老婆讲道理，让她劝老公不要在这里闹事，然后杨健全又把闹事者和可能闹事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我们组织了两百多民兵，昼夜巡逻。”其实民兵只有二十多人。
寻找秩序
桃关村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每天在挨饿。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要接济几百名受困游客和过路人，抢粮的团伙还虎视眈眈。
后来又来了一个武警，满嘴是血，受伤了不能说话，但他的出现，让形势变得微妙，抢粮的以为是开进桃关的先头部队，他们自身也很快弹尽粮绝，不愿受困的都离开了桃关。后来那个武警能说话了，才知他也是碰巧路过，被困在那里。
地震后，汶川县城也断了供给生命线。县委书记王斌清点粮库后发现库存很少，关键是一大部分是原粮，即没有剥皮的稻谷，要剥皮必须有机器，但没电，这些原米成为摆设。
一片混乱的汶川县城，王斌也担心出现疯抢哄抢，局势失控，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动员机关干部职工，到人群中有目的地做工作。清理人数，做安抚工作，出现大灾，但要求大家都不能慌，到指定地点休息。
在这一非常时刻，县里动用了武警、消防、森警和武装部人员，在银行、百货大楼等重点地点守护。
王斌透露，的确有人违纪违法，哄抢、扰乱社会秩序、故意制造恐慌，现在处理了四个人，他们有的煽动别人去哄抢，有抢百货商店的，有在人家房屋里盗窃的，有制造谣言的，本来要往山上疏散的，他突然又说山上在垮坡。
空降物资是第三天。5月14日，空降很不成功，只收到3样东西：两箱矿泉水，一点食品，七顶帐篷。
天气原因，峡谷一直刮大风，空投效果很差。汶川到理县的公路打通前，县城最紧张的时候，只有1万斤粮食储备，够县城人吃一顿饭，而且是在前几天全县所有人每人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情况下，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粮库告急的不止是县城。5月16日，在离汶川县城18公里的三官庙村村口，19岁的小伙陈忠在地震时没流过一滴泪，但爱犬“灰狼”被打死时，泪水夺眶而出，镇上的民兵先用绳子将狗绑在公路护栏上，然后几个人一拥而上，用铁棒和棍子将“灰狼”打死，再然后拉去烧了深埋。
人都吃不饱，狗更吃不上东西，饿得没办法，去埋死人的地方，把土扒出来要吃死人，还出现狗咬活人的情况，恶狗尤甚，镇上怕狗传播疫情，要求一律捕杀。“灰狼”是三官庙村被打死的最后一只狗，公路护栏边到处是狗的尸体，奋力挥棒的几个民兵被溅得狗血喷头。
三官庙村的存粮早就吃完，现在吃的是政府供应的救济粮，还是不够吃，陈忠说：“灰狼听话得很，喊它做啥就做啥，宁愿饿着也不会去咬人。”
但大多数村民虽不舍，还是支持政府。他们说明年还会再养狗。民兵处理了灰狼的尸体后，把狗链子还给了陈忠，他不忍心拿，边上虎头虎脑的表弟接过这根狗链子说，上面还有血。陈忠说，地震之后，灰狼就吃不上东西了，吃不饱就叫，但叫得像哭一样。
人性之善
陈忠家里的房子也被震塌了，四五个人都住在一个帐篷里，水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抬，最缺的是盐，几个月大的小孩最可怜，既吃不上大米，又没有奶粉吃，饿得整天直哭。
有6个来自香港、浙江的游客在他们那里住了两个晚上才走，当地人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没有铺盖就给他们拿铺盖，没有衣服就给他们拿衣服，紧巴巴的口粮也分给他们吃，走的时候他们硬要给钱，但没有人拿，啥也买不到，要它们来做啥呢？
县城里，“刘一手火锅店”从地震发生次日，熬稀饭无偿供应灾民，直到煤气用完、米煮完。
杨建全则在等待中顺利跟前来汶川救灾的部队会合，这时，在桃关遇到了前去重灾区映秀镇的汶川县人大副主任刘德成。刘曾是越战老兵，这次是去映秀的工作组组长，走到桃关时，接下去的路可谓九死一生，部队劝他不要走，太危险，刘德成说他跟山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不怕，工作组中几个年轻的都不敢过，他要率先冲过去。杨健全说，自己做了个调查，从映秀往汶川，要经过桃关的人，他总会问他们的伤亡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伤亡率高达20％，刘德成说，既然你们能过，我也能过。
14日白天，刘德成跟某部一支小分队一起去映秀，小分队本来是没有去映秀任务的，但临时分了14个人，杨健全交待，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可敬的老兵。
杨健全说，送他们17个人走的时候，不知道还能回来几个，老天最后保佑，他们后来居然都没事，平安到达映秀。
悲喜交加
5月14日，武警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带领200名官兵，历经21个小时，徒步强行军89公里，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县城的救援部队。
和部队一同前来的还有州委副书记陈贵华。“我给他们汇报时感动得流泪了。当我们成为孤岛的时候，居然那么快看到上级领导，他们都受了伤，那么短时间内徒步过来，我们都很激动！”王斌说。
“我们有什么最关键、最艰难的事情，他们会上去完成。那时我们还是孤岛，我估计至少还有一两天时间才能有外援部队到达，但他们居然徒步几十公里到这里，太不可思议了，我对王毅说，全县受灾人民非常感激你们，他说，书记啊，我们是连夜赶来的，但是我们要马上接受任务。”军队让孤岛中的人们有了希望。
汶川到映秀的人，都会在桃关歇脚，大家传的不一样，有说伤亡几万人，有说没什么伤亡，有说路全毁了，有说路还好走，这些混乱的消息困惑着德国人伯格丹一行。
杨建全也要离开，他所在的师部已开进汶川。5月15日他离开桃关向汶川指挥部报到前，当地村民说什么都不放他走，怕他一走秩序又乱了。
杨说，“我下去叫部队来救你们”，村民这才放他走。当地并非看不到军队，5月14日开始，每天都有部队过去，但都停一下赶往下一个目标，所以村民怕他一走，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局势。
5月15日，德国人伯格丹一行决定不再等下去。高伟说，他被困几天多次观测地形，地震让部分桃关地区的河流堵塞，如再下暴雨，随时可能暴发泥石流甚至洪水，他们决定出发自救，“每天看到映秀过来的人都有受伤，但汶川过来的没有，所以我们决定往汶川走。”
出于伯格丹是外国人的考虑，路过部队想派一个军人护送他们，但伯格丹拒绝了，他说这里比我更需要士兵的保护。
伯格丹一行顺利爬出桃关塌方地带，迎面遇上接到上级指示来营救他的小分队，顺利获救。
到了县城，伯格丹看到一个救他的士兵，马上上前拥抱合影。他说自己是个高山向导，爬了很多高山，遇到过雪崩等恐怖灾难，但跟这次的灾难没法比， “这些中国军人是最好的，他们不仅仅是工作，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在付出他们的感情，也许他们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一直失踪生死未卜的县长廖敏也有了消息。县委宣传部部长吴开明说，当时曾获得一个老乡带来的口信，说看到县长在卧龙附近的公路上，还活着，疲惫不堪，无力行走。
“我一获得这个消息，就马上给王斌书记汇报，书记在电话那头哭了。”王斌说：“我当时是高兴他还活着，虽然情况不明，但老百姓说他还活着，所以情不自禁地哭了。”
一直到5月18日，王斌和廖敏通了次海事电话，廖敏已被部队接到映秀，并在当地投入抢险救灾，王斌的心放了下来。
【灾难与人心】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 “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 “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 “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 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 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生存与坚强】
●汶川，中国地理版图上不甚出奇的所在，一场8级地震，震波像弧线一般，扩散到大半个亚洲。汶川、北川、都江宴、青川、德阳、理县、什邡、安县、平武等则在弧线核心区，截止本报发稿时，41353名同胞失去生命！这是一个“死亡之弧”。在这个大自然疯狂袭击人类的死亡之弧里，在那一刹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们从不畏惧灾难，并非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力量，而是灾难从来都是他们的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正是灾难赋予了汶川人以性格，正是灾难塑造了他们和他们生活着繁衍着的生生不息的这片土地，塑造了他们和我们的共同的中国。
汶川没有死去，汶川仍然活着。
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已被深刻的改变。对于双河村书记陈忠先来说，他不再仅仅管辖自己的村子，他还将对聚居于自己辖地的近万受灾人群的温饱和安全负责；厥铭驰，这个阿坝师专体育系二年级最帅的男生，除了照顾自己的女朋友之外，必须以自己的表率鼓舞起全班40名同学的信心；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他的练功房已垮塌半边，他只能在草坪上温习舞姿，这个17岁的羌族男孩儿，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他们民族的传统舞蹈；杨福建，昔日的水果贩子，现在是光荣的县城志愿治安员之一。
这一切改变自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刻，5月12日，14时28分。
天变
5月，本是汶川最好的季节。岷江水量渐丰，山上樱桃已熟。和大多数县城一样，街头商店里播放着流行歌曲；连接岷江两岸的威州桥上行人缓步，水果市场里，生意人在往娇嫩的果实上喷洒清水。
在几公里外的雁门乡麦地村，阿坝师专音乐舞蹈系学生孙立刚刚结束劳动。每年及此，他都会和家人一起采摘樱桃，女友周雪坐在里屋，电视里播放着《大话西游》，周星驰在片中用月光宝盒反复回到过去，对着“晶晶姑娘”狂奔大喊：等一等等一等……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地面猛烈一晃，远处随即传来轰隆巨响，房屋如风中树木左右倾斜。堂兄们夺门而出，孙立奔到里屋，一把抓住女友跑出门外，在他们身后，墙壁倾塌，房顶轰然落地。
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烟尘，远处山脊被抓出一条巨大伤痕，石头裹胁着沙土倾斜而下。地面还在摇晃，孙立拉着周雪穿过樱桃树林，跑上公路，他急着赶回学校，因为父母都在阿坝师专当老师，他们跑出来了么？
回学校的公路上，坍塌和崩裂随处可见，两边山坡尘土飞扬，孙立和周雪沿着公路狂奔，要回到县城，必须穿过这危险的峡谷。
而县城已一片狼藉，人们在街道上四散逃窜，倒塌的房屋下传来凄厉的呼救，但没有人敢接近任何一栋建筑。市场里生意人和购物者混成一团，摊档被推翻，各种水果和蔬菜滚落一地，被无数狂奔的脚踩踏进灰尘和泥土。
28岁的水果商杨福建从市场里跑出，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本强烈的日光被怪异的黑色粉尘笼罩，恐惧占领了每一个人的心。
最多5分钟，大地归于平静，而山峰依然在崩塌。天色居然黑了，人们摸索着站直身子，所有人都反应过来：地震了。在那一瞬间整个城市突然陷入死寂，而嘈杂的人声似乎由地底迸发，又充塞于每条街道。
混乱才刚刚开始。
食物，饮水，衣服，一切原来最平常的，现在是和每个人最息息相关的东西。有的房屋倒塌了，掩埋了一切；剩下的崩裂歪斜，没人敢进入。街上有人立即想到了商场。杨福建盲目奔跑，却被人群裹胁着带到平时最繁华的东街。在这里有县城最大的德惠超市，人们一拥而入，跑在头里的人拿到了矿泉水、面包和饼干；随即日用品货架也被一洗而空；涌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者已来不及分辨，不管是拖鞋还是洗洁净，无论衣服还是卷筒纸，都被每一个经过的人紧紧攥在手里，而人群已开始互相争抢。
杨福建和一些人呆呆聚集在商场外，看着疯狂的人们。“我是做生意的，”杨福建回忆，“咋能抢东西呢？”不远处街角边躺着一具尸体，半身掩埋在砸下的水泥块中。街上的气氛如被绷到极点的弦。
阿坝师专的孙立此时已跑进县城，在县城入口，一辆货车已被山石掩埋一半；从高处看县城，只是烟尘一片；在孙立面前，有人在奔逃，有人神智不清来回游荡。学校还在城市另一头，孙立和周雪走在乱成一片的街上，他恍若置身一个完全陌生之处，哭泣或尖叫的人们从他身边掠过。“比在村里还要可怕”，他回忆说。
在学校，原先趴倒在操场上的数千学生一片片站起来，尽管伤亡甚微，但各种恐怖的信息在学生中迅速流传，有人传说，两个学生慌乱中跳楼。
体育系二年级的学生站在操场中间，有人提议赶紧去商店“搬”些东西回来。按照他们强壮的体格，这“不成问题”。但班长厥铭驰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
“哪个敢去抢，我不客气！”厥铭驰在一片嘈杂中高喊，“不准给班上丢脸”！没有人敢动一步，从这一刻开始，厥铭驰真正地成为这个集体的领导者。
静夜
学校商店里的人群一哄而散，老师们赶到商店，却发现没什么值得守卫的了。操场上，学生们一个班一个班聚在一起，当黑暗和寒冷开始袭来，他们自动开始寻求集体的安抚。
厥铭驰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中央，晚饭时间快到了，去哪里打饭？他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目光互相交错，却没人知道说什么。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厥铭驰大脑同样一片空白。先坐着吧，不要乱动，“他边想边说，”先保证安全“。
在县城大街上，人们从一种混乱陷入另一种混乱，他们焦急地寻找家人，而他们的家已不存在了。已有出城探路者返回，他们看到通向都江堰、理县和茂县的三条路全被滑坡的山体损毁或臃堵。县城通讯中断，电和水早就停了。一城人被困在高山环绕的河谷底部。汶川，已成孤城。
传言弥漫，有消息说还会有余震；又有消息说汶川周边城市尽数全毁；据探路者说岷江上游峡谷里山石淤积，水位越涨越高，聚集的江水随时可能倾泻而下。互相传染的恐慌立即伴随传言而来。
逃命，成为幸存者第一反应。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边上的姜维城高山。杨福建也在人群之中，他本来就是山上双河村人。
而双河村已成平地。地震时绝大部分村民还在地里劳作，只有少数伤亡，但砖土结构的房屋基本倒塌。村支书陈忠先立即成为近千村民仰赖依靠的对象。
陈忠先已经65岁了，这个昔日的一级战斗英雄，是双河村众人信服的权威。根据他的指挥，村民们聚集在果树林里。”树林里最安全，不会滑坡。“陈忠先向人们解释，”先坐在树下休息。“
但情况迅速超过预期，站在山腰往下看，来自县城的人群从各个方向爬上来，打头的人已经进入了双河村的果树林，而人流尾部还在县城边缘。一群群面带尘土神情紧张的人默不作声地从村民身边走过。
天色全暗下来。从山腰到山顶，树林里，坡坎上，到处蹲坐着无家可归的人。”那晚上山上怕是有三万人，“陈忠先回忆，”基本上县城的人都涌上来了。“
他带着村里几个民兵，打着手电在山坡上巡逻。他告诫人们不要躲在依然危险的山坡下面，并邀请大家到他的树林里休息。”人多些也好，“他对村民们说，”大家聚在一起，有事互相帮忙反倒安全。“
那一晚陈忠先是最忙碌和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微弱的手电光指引人们搬到安全地带；他用简单但有力的话安抚着村民和外来者；他同时指挥村民挖出粮食，守护水源。第一夜，他和他的村民用宽容使双河村成为孤城汶川最大的安全岛。
山下一片黑暗，寂寂无声，山上也人声渐低，孩子们最先睡着了，最初的惊恐和慌乱，逐渐归于接受宿命一般的安静。
生存
5月13日，震后第一天早上，学生们在操场上醒来，头天晚上大多数人没吃过饭，夜里又下起小雨，饥饿感一阵强似一阵地抓挠着每一个人的胃。
学生们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一年级的师弟看出他们的窘迫，主动拿来一些不知从哪找来的饼干。厥铭驰把饼干平均分配，每人分到两块。这是地震后的第一餐。
学校紧急启用了多年封闭的水井，这成为他们最大的财富，学校食堂储存的粮食也被统一保存，从13日下午开始，干粮以班为单位分发。
学校禁止学生进入任何建筑。忍受了一夜冷雨的学生们自己行动起来，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搭起棚子。
但搭建帐篷是项技术活儿，体育系二年级进展很不顺利，他们要搭一个容纳全班近40名学生的大棚子，难度颇高，始终立不起来的顶棚令他们气急败坏。在一根木桩该立在哪里的争论中，厥铭驰和郭鹏暴发争吵，随即扭打在一起。
有同学想去劝，但被班主任徐飞厉声喝止，”让他们打！“徐飞干脆在地上划了一个圈，”你们俩就在里面打，不准出来，打到分出胜负为止！“
厥铭驰和郭鹏，一个专攻跳高，一个练投掷，同学们就愣愣呆在一边看。两人打累了就坐着歇会儿，然后接着打。他们用拳头，用腿，用脚互相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在打架，他们似乎在把从头一天开始的惊恐、慌乱和怨恨拼命地发泄出去。快到中午了，两个人都鼻青脸肿，他们太累了，郭鹏退开，从兜里掏出两根烟，扔了一根给厥铭驰，两个人点着，挨着坐下。
”赶紧把棚子搭好吧，“厥铭驰先开口，”待会儿还要找东西吃。“郭鹏没反对。
在山上的双河村，单独的家庭显然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亲戚们，或者邻居，朋友，或者按工作单位，人们组织起来，成了临时大家庭。村支书陈忠先慷慨地把村里的树林提供给所有人，在树木之间搭帐篷更省力气。
杨福建找到了在建设银行当行长的叔叔余朝举，银行行长此时已成为”棚长“，他的员工们携家带口聚居一处，杨福建也加入了这个以他叔叔为大家长的集体。
在”建设银行“旁边，是菜市场三家人，王家和李家卖肉，而蒲家卖瓜子花生。他们的摊档挨在一起，如今住在一起。相当令人羡慕的是，王李两家找到了几块肉，现在就挂在棚子里。他们借用了”银行“的一些雨布，同时回赠了一块猪肉。
年轻力壮的杨福建找到村支书陈忠先，志愿负责山上的治安。”在县城看见过抢东西，山上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他从县城武装部找来一套军装，又借到了一根警棍，看上去很是威严。
无论是在阿坝师专，还是在双河村，吃饭是最大问题。陈忠先把村里刨出来的粮食集中管理，规定每天熬两顿稀粥。虽然粮食是村里的，但每个来找食物的人都可以分到小半碗，直到锅底被刮得干干净净。
各个临时家庭也陆续独自垒灶开伙，他们返回县城，冒险进入家中带回食物，由”大家庭“统一管理。女人们负责烧火做饭，男人们则到山顶水窖取水。
而这对阿坝师专的学生们难度更大，农村来的同学在生火烧饭方面更有经验，理所应当成为每个班级的炊事员。罗宏斌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生火奇快，他被体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们赠以封号：火神。
厥铭驰则安排每天吃什么，班主任从家里扛来了一袋米两块肉，班里又把学生们的钱集中起来，到县城紧急粮食售卖点买回一些米面。13日下午，第一次管理做饭，厥铭驰过于节约，煮出的粥清得像水。14日，第二顿饭，厥铭驰大方了很多，他甚至想办法搞来一些莴笋，煮了一锅稠得多的稀饭。
平均分配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顿晚饭，厥铭驰安排炒了一次腊肉，一锅盛到帐篷里，大家簇拥在一起，用手电光照着，不多的一些肉片隐匿在白菜中，谁也不好意思下第一筷子。”把电筒关了，“厥铭驰想了个办法，”黑着吃，谁夹到算谁的。“在整个汶川，无论山上山下，生活仿佛一瞬间回归了原本，吃饭和喝水是每天最关键的内容。人们像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切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主题：生存。
围城
打电话此时已是奢求，从地震时起通讯就已中断，汶川和外界的通道又全部堵塞。人们听说周边的城市损毁更甚，又有消息说外界传言”汶川平了，全城只有两个人活着“。
此时的汶川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外界联系。如今，文明世界依靠光纤电缆连接，而汶川突然成为消失的一环。对外部世界，汶川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而对汶川这更是灾难，整个世界突然消失了。
14日，震后第二天，上午7点半，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王凯率领一支十人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牛脑寨山顶，王凯通过卫星电话向军区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垮塌，急需救援。“
这是孤岛汶川在震后向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4日下午，应急通信基站被紧急建立，但信号覆盖面和信道宽度有限，主要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县城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通讯盲区。
但焦急的人们想出了各种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他们聚在山顶或河边，等待来自成都的直升机。一待飞机降落，便围住飞行员们，把写有自己名字和外界亲友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上。”打这个电话，就说我很安全“，这是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成都军区陆航二团的飞行员们变成了飞行的信使。他们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摞摞纸条。一天飞行结束，他们的”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陆航二团副团长姜广伟回忆。但所有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使这些平时骄傲的飞行精英也不禁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意义。
汶川人还惊喜地发现，连接岷江两岸的桥上偶有微弱的信号。在两边人行道上，总是挤着拿手机的人们，总有幸运者接通电话，南腔北调在这座不大的桥上此起彼伏。信号很弱，通话质量很差，打电话的人只能对着手机大喊。声音互相干扰也没关系，因为彼此的内容总是雷同：”我很平安，不要担心“，或者是”你们那边还好吧，平安吧？“
有人满心欢喜地离开，也有人垂头丧气反复尝试，但只要有人打完电话后抱头痛哭，周围人就会暂时默不作声。这大都是打往原本居住在映秀、水磨或漩口几个镇的亲友的，人们都明白，痛哭的人必定是有家人遇难。
这座连接岷江两岸的桥，如今连起了孤岛汶川与外界。
阿坝师专则是彻底的盲区，一两天过去，学生们的手机也差不多没电了。但他们同样有命运的馈赠。17日，震后第五天，一名军人来到师专采访，他是成都军区战旗报副主编谭美华，随应急通信分队同机抵达汶川，是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
他随身带着一部特殊的手机，军用信道，随处畅通。在体育系的帐篷前，谭美华偶然接了一个电话，敏感的学生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与父母联系的最好机会。在厥铭驰的组织下，学生排起了长队，挨个用这部军线手机通话。队伍越排越长，谭美华开始规定，每个人两次拨号机会，拨通后限说30秒。
而很多学生都超过规定时间，一个女生接通电话后泣不成声，所有人都宽容地等着她；男生们普遍坚强得多，往往迅速报完平安，立即把电话转交给下一位同学。这个”一个人的电话局“第一次设立，就在阿坝师专”营业“了几乎一整个下午。
陪同谭美华一同前往的驾驶员梁忠飞想了个办法，他拿出小本子，把学生的姓名和要打的电话抄下来，”我们带回指挥部充上电打。“他向学生宣布。在他的面前，瞬间又排起了长队。
等候的学生围着外来者不停地提问，”成都有没有地震“，”甘肃呢“，”广元怎么样？“当然，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问题：”NBA季后赛打到什么阶段了“，或者是”奥运会还会开吧？“
时间足够漫长，记者干脆打开带去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习惯了网络、电影和音乐的年轻人，已经和他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脱离太久。
天色渐暗，而电脑里传出的歌声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格外悠扬。”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ay up high ……Someday I’ll wish upon a star／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drops……“
学生们静静听着，这普通的歌曲现在宛如天籁。这些灾难中的孩子，此时与这曲调心意相通，就如同歌中所唱：”彩虹高处，倚星而期盼；梦醒云上，烦恼消融有如柠香“……
灾难塑造的城市
在跟父亲通完电话之后，一贯坚强的厥铭驰也有些沉默。”我爸爸一直是个很酷的人，“这个成都双流县孩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带哭音。“
令厥铭驰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粮食日渐稀少，虽然学校开始每天供应稀粥，但如果不加餐，所有人还会觉得饥饿；通向外界的路仍没打通，学生们开始对离开汶川显得绝望；日子长了，操场上的棚户区里开始有了小摩擦，就在这天上午，一小袋米不翼而飞。
18日晚上风雨大作，操场上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体育系的男生们拆东补西，一夜没睡，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情绪很消沉，在19日上午，雨停之后，横七竖八躺在岌岌可危的帐篷里休息。厥铭驰趴在被子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我恨对面的山，“他说，”我不想看见它。“这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肩上已承担了过多责任。
下午，这一天体育系二年级第一次生火做饭。粮食不多了，他们把一些面块加到稀粥里，看上去更像一顿饭。周围有其他班的”炊事员“在炒菜，不知从哪搞到了腊肉。有人忍不住凑过去多看了两眼，厥铭驰有些生气地命令，”把头转过来，不准看！“这一刻，他才又重新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舞蹈，练功房毁了，他会在草坪上压腿，会在走路时突然来个弧线优美的旋转。“8月份我肯定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尽管他坚持不透露节目的内容，但他偶尔兴起，会表演一两个其中的动作。
在阿坝师专，和孙立一样仍然保持诗意的人并不少，在教学二楼前的树林里，乱糟糟的帐篷区前，来自马边彝族自治县的音乐系学生阿罗阿曲每天到这里盘腿坐下看书，他最近看的是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专业读物，“我喜欢施特劳斯，”他说，“莫扎特也很好。”在他翻到的那一页，正是莫扎特那婉转而神圣的《安魂曲》。
在山上的双河村，年轻气盛的杨福建则大发脾气，他名为治安员，实则同时身兼警察、法官、卫生监督员和民事纠纷调解员。前些天他刚刚和村支书陈忠先给大家规划了一片大小便的地方，好不容易解决了卫生问题；今天又发现几棵樱桃树被人砍去了活枝。
“哪个砍活树当柴烧？！”这个水果商很是心疼，不禁大叫，“太不像话了，老子要弄他！”几个双河村的年轻人一同响应，果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周围没人答应，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城里人干的，但没人承认。很多人警惕地看着暴跳的杨福建，气氛逐渐紧张。
陈忠先赶紧跑来，喝止住杨福建，然后一路小跑到果树主人的帐篷，随即又返回，“我调查清楚了，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他边解释边跟周围的城里人使眼色，“不管别人的事，都回去！”
是不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只有陈忠先自己清楚，但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人，无疑在努力维系双河村聚居点里脆弱的和谐。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水只能用来做饭洗菜，谁用来洗脸洗脚就要被罚停水。但陈忠先对偶尔碰到的违规情况往往视而不见，“人家是城里人，爱干净。”他解释说。村子里棚户之间偷窃一直不断，但治安员逮到的大多数人，都被陈忠先放了，那都是些偷食物的人。只是对趁机偷窃财物的人，村里毫不手软，痛打一顿。
在陈忠先一生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灾难。他记得前些年大泥石流冲进县城街道，也记得1980年代的洪水将整个县城淹没，还有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当了大半辈子农民，陈忠先对灾难习以为常。汶川，这个高山河谷之间的城市，这个总是与水，旱，滑坡和泥石流相伴的命运多舛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依然在险峻的高山上开出一片片整齐的梯田，在漫天风沙中种植出甜美的樱桃，也在河滩边年复一年地经营，建立起阿坝州最繁华的县城。
19日，地震后第七天，汶川亮起了部分街灯；县城里开通了几个充电点，人们排着长队给手机充电；在救灾指挥部门前电视转播车前，总是围拢了一大群人，他们准时前来收看新闻节目；在阿坝师专，爱美的女生们终于忍不住省出水来洗头，清晨阳光下，湿漉漉的头发垂成优美的弧线，她们终于在震后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原本姣好的颜色。尽管道路仍然难通，尽管物资仍然紧缺，尽管周边高山上的村寨情况比县城可能更加恶劣，而这个顽强的城市已经在一点点恢复生气。
在5月19日14时28分，当汶川人群肃立汽笛齐鸣，在上海，中国最繁忙的大都市，整个城市暂时停止了运转，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杭州，人们在西湖边点燃了点点烛光，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成都，人群聚集在天府广场，高喊“汶川加油”，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那一刻，漫天的风沙回旋于河谷之间，这风沙是否迷湿了所有汶川人的眼，他们是否知道，此刻所有中国人都是汶川人？
【逃离与回归】
北川县，山地面积占98.8％。几条县级公路从县城出发，沟通着群山之中的20个乡镇。不幸的是，这些总里程超过670公里的道路与北川县城一道被肆虐的地震摧毁殆尽。而资料显示，深山之中，该县人口已经超过16万。
一场浩大的自发性迁徙在深山中开始了。
没人不想活命。幸存的想活，但那意味着他们必须舍弃家乡。此时山中道路尽毁，通讯也只能靠吼，北川县大山里的灾民们突然之间回归蛮荒，在这2800多平方公里的山海中，他们的存在甚至不如野兽坚挺。
他们不知所措。山中绝大部分水源受到地震污染，浑浊不清的泉水表明，家乡无法久留。但怎么走，去哪里？这样的抉择几乎同时摆在大山之中互相隔绝的278个孤岛般的乡村面前。
去哪里寻找活的希望？翻出大山，离开险地，到平原地带去，到北川县上去，到绵阳市里去。那里会有水和食物，而不会有塌方和泥石流。在那里，他们会再次回归人类的社会。
跋涉者，逃难人
17日上午，语文教师文黎黎又走到了一座高山下。
自从逃出深山中的白坭乡以来，这样的大山文黎黎已经不是第一次攀爬了。虽然生在山区，长在山区，但自从懂事以来，县级公路就已经通达了她的家乡。当她长大成为教师，她还是没法向自己的学生解释，为什么会有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恶劣如斯的高山峡谷之中。
带路的头人是在白坭乡偶遇的一个伐木人，文黎黎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就像同路的另外十几个村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一样。如今，带头的就是带头的，押尾的就是押尾的，一切已分工确定，沟通则依靠前后之间的吼叫来进行。这个由一个伐木人、一个女教师、一众村民和被蒙上眼睛的孩子组成的队伍缓缓地行进着。
带头的伐木人说他在这片林区砍过木头，稍微记得一点路。在白坭乡组队时，他成了这个团队的核心，认路这项技能让他得到了所有人的拥护。没人质疑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向外走总比坐以待毙强。
17日中午，距离文黎黎逃出白坭乡已经6个小时，她还是没能知道自己的家乡——相邻的漩坪乡怎么样了，父母如何，亲友如何，甚至不知道脚下这条路会通向何方。
手中的矿泉水已经喝到最后一瓶，文黎黎发现，在这里人只能随着山势而动，且他们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一条比较远的弯路。
这里除了他们一队人外，一个人影都没有。
此时此刻，5公里之外的一座山顶上。文黎黎的父亲文勇拖着75岁的老父亲文兴贵爬上了一座两千多米高的山梁。
如果天气好的话，5公里外的双方或许能够看到彼此山上影影绰绰的人影，而此时一家人只是并行于两条山脉之上而互不知晓。
文勇不知道在白坭乡教书的女儿是死是活。他顾不上想，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75岁的老爹和68岁的老娘护下山去，而东边山下的文黎黎更不知道她的父母、祖父母在西边的山上已经蹒跚了10个小时。
和其他灾民一样，文勇手里没有地图或是指南针，走路全凭感觉和跟随别人。他默默地计算着，他们一家已经翻过了4座大山，佛泉山、五指山、金子山、后背山，前面再有一段距离就是盖头山。如果他们能活着爬下那座一千多米高的山，他们就有可能得救。流传在一路上灾民口中的讯息表明，盖头山下的擂鼓镇就有传说中政府的救援车驻扎。
一路之上数里长的灾民惟一的目标就是那里。他们知道，政府会救他们，但首先，他们必须找到政府才行。
此时，前后绵延几里长的灾民队伍中，开始流传一则有关北川县城的惊人传言。
很明显，遥远的深山之中，人们并不知道北川县城的覆灭，北川县城仍然是山里人的目标之一。同样的，深山外面的人更无从得知大山里面人们的死活。
5月15日，地震过后3天，在北川县城展开救援的军人发现从北面山上零星出现向下攀爬的居民，他们明显不是北川县城的市民，因为他们也被县城的惨状吓呆了，有人哭出声来。这些人告诉军人，幽深的山里面还有20个乡等待救援，最远的一个乡甚至直线距离都超过100公里。
山里面断水、断电、断路、断通讯，撑不了太久了。
武警成都指挥学院以及成都军区随即各自派遣侦察分队冒险进入山中，但无路可走的现状让手持军用地图、指南针的军人们也无计可施，军人只能翻山越岭一个村一个村走过去，搜寻村庄的任务进展缓慢。
家在100米深的水下
三天前，文勇一家以及几里长的灾民队伍所选择的道路已经有灾民走过，而且他们最终真的看到了救援车和水。这也是支撑后继而来的灾民的主要精神动力。
家住漩坪乡政府附近的文清华是最早走上这条路，并因此走出大山获救的灾民之一。
笃信佛祖的文清华知道，从漩坪乡石龙庙开始的这条路，会通往佛坪山上的另一座寺庙，并最终通向山外。这条路平时是那些虔诚的佛教徒往来于两座寺庙之间的必经之路。按照这里的风俗，取道山间险恶的道路前往外乡某座不知名的庙宇，是为了向佛祖显示自己的虔诚。
走在这条路上的文清华认为这一定是她的救命之路，她说她一路上都在口诵菩萨保佑，保佑她自己以及周围的灾民不会从巴掌宽的山路上摔下去。
从漩坪乡逃出来的灾民一路上哭哭啼啼，没有人愿意回头再看漩坪一眼。路上其他乡的灾民也知趣地不去询问。大多数人都知道，漩坪乡政府所在的石龙村已经彻底消失了，消失在大约100米深的水下。
漩坪成了灾民中人尽皆知的“北川亚特兰提斯”。
地震当天一早还到山上打菜籽的文清华显然无法预知：3天后，她的家会成为水下都市的一部分。当中午12时左右天空突然变黑时，她仍然觉得这可能仅是一场大暴雨。这在这个山坳里的乡非常常见，人们只不过需要躲回屋里就可以了。
这一天，在文清华家附近开五金店的女老板余志琼正在驱车从绵阳返回并刚刚驶过北川县城的路上，灾难和她的运气也同时降临了。
“我看到瓦片在飞，还没明白过来，我和司机都感觉车突然随着地面下沉，非常快。”余志琼幸运躲过了车前车后的泥石流和塌方，几十米的路段只有她的货车所在位置没有被掩埋。当她放弃货车回到北川县城时，这个县城已经不存在了。“到处都是喊救命的人，我没看到完整的楼。”
文清华和余志琼能侥幸脱生，但她们的家所在的漩坪乡已经在劫难逃。
地震发生时，一个位于漩坪乡与北川县城中间的村庄的村民邓兴贵亲眼看到，峡谷两侧的山崩塌了，堵塞了峡谷河道，甚至掩埋了峡谷尽头的苦竹坝电站大坝，流经上游漩坪乡的湔河在这里被堵死了。“本来没有什么水，瞬间那个水就升起来2米高，也不知道那是水还是泥或是沙，就看到一个平时承包这个水库捞沙子的人被卷了进去，怎么游都上不来，死了。”
据邓兴贵目测，塌下来的山体至少有300米高，而苦竹坝大坝不过是个二三十米高的小坝。随后，被堵住的湔河水位慢慢升高起来。而一旦垮塌的山体承受不住从上游漩坪来的越来越多的水而决口，“第一个完的就是我们村。那下游北川县城也会完了”。
村民们顾不上知会上游的漩坪乡，开始全村的逃亡。下游的村庄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灾民开始涌出。
向乡领导请示
13日一早，白溪村村委会主任杨顺兴和书记朱云聪试图前往漩坪乡政府，请示乡上领导的指示。
这两个村庄处于漩坪乡上游，所以仍不知道下游的危急。
路上，杨顺兴和朱云聪商量着如果到了乡政府，碰见哪个领导“就和哪个领导汇报”，请示领导能不能把人从山上的村庄里撤到没受灾的村。“一切听领导指示，总不能让村民还在山上呆着等死。”
杨顺兴这个连任三届的村委主任已经在任上7年。而地震之后，他自己跑到村里各个大队去巡查，所有婆娘都哭着过来拉他，问他咋办，“没法过了。”他心里的想法是先把村里人带到一个山不裂、下雨不会滑坡的地方安置下来，再看看乡里能不能帮帮忙。
很快，让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情况出现了，通往漩坪乡政府的一座桥被倒下来的山体堵死了，二百多米高，杨顺兴和书记朱云聪根本爬不上去，“怕不是里面出事了吧”。
杨顺兴不知道，经常和他一起在乡里开会的春芽村书记侯云泉、村长王永安这时正从另一条路冒险摸进漩坪乡，此时是13日早8时左右，他们甚至幸运地见到了正在组织人员物资转移的乡常委书记张康奇。张康奇指示他们尽快撤到安全地带待命，但没跟他们说是否要撤出大山。
侯云泉和王永安随即领命返回春芽村，而他们此后再也没能进入漩坪乡。摆在这两个村面前的问题是，他们要自己抉择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是这座大山中目前已知的基层行政体系仍在勉力运行的事例。这两个村的村官并没有擅离自己的岗位，这让很多邻近乡村的灾民们称赞不已。
幸运的是，两个村的村官都得到了外界的讯息。
14日，白溪村后山谷对面山上的灯包村有人喊话，找杨顺兴，原来是灯包村的村长刘尹贤。杨顺兴记得经常会在乡上的会议中见到刘尹贤，二人还在一块吃过饭。
刘尹贤告诉杨顺兴，解放军已经找到了他们村，让他们尽快转移出山，问杨顺兴要不要一起走。
杨顺兴后来称，他随即将村里所有人分成两队，分别由他和书记带队，翌日全村开始转移，只留下了4个90岁以上的老人和一个残疾人，并每人配置了一个青壮年留守看护。
春芽村也几乎同时幸运地得到了外界的讯息，该村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冒险潜回深山，带回了外界的情况，书记侯云泉决定马上把村中所有人包括老弱病残都转移出去，他们选择了一条和白溪村不同的路，而这条路他们竟走了三天，总共31个小时。
白溪村、灯包村、春芽村几乎在同一天开拔转移，他们成了灾民队伍中不多的整村有组织转移的队伍。
而很快，他们的队伍衔接上了绵延数里的灾民流，他们也听到了那个有关北川县城的传言。
水面上露一个屋顶
禹里乡的村民罗志银(音)显然选择了一条并不好走的路。
16日一早，带着老婆和小女儿的他打算先绕道漩坪直插北川，他知道漩坪乡是距离北川县城最近的一个乡，他要赶时间去找人——他的大女儿在北川中学读高中。
中午时分，罗志银一家终于爬到了漩坪乡外面的山梁上，那里已经没有路了。“吓我一跳，漩坪乡已经没了，就剩下他们乡政府那个7层楼还在水面上露一个屋顶。大自然太厉害了。”
事实上，罗志银说错了。露在水面上的并不是漩坪乡政府的7层宿舍楼，而是仅有三层却因地势高突出水面的漩坪乡小学。那个屋顶像一块木板一样漂在水面上。
“从河床到乡小学楼顶，至少有100米的落差。”张家坝村的村民金朝杰就住在那条河的边上。
按照住在漩坪乡政府旁边新街上的文勇记录，地震后，湔江就已经涨了2米高的水，当天晚上就达到了5米，13日一早水位已经达到50米，文勇的家已经被淹了。
早就逃到绵阳的五金店女老板余志琼的店面是最先被淹没的一批漩坪乡店铺，因为地势低，很快就沉没在几米深的水下，人群开始骚动，之前的宿营地已经有危险，乡党委书记张康奇等开始动员人力物力向十里村方向转移，海拔780米以上被证明是安全的。
14日，当人们开始大批转移时，文勇一家还能看到地势最高的乡小学。此时的漩坪乡灾民开始大批翻山而去，他们知道大祸已不可避免。
16日一早，当文勇一家最终被迫逃难时，乡小学已然被淹没水下，只剩下一点点楼体露出水面。“你知道在阿坝州孟县，有个叫做叠溪海子的地方吗？那就是古代一个被淹没的城市，天气好时，你就能看到水面以下的建筑。”文清华的儿子李龙说，“现在我们家也是这样了。”
“胡说，肯定是谣言”
“胡说，肯定是谣言。”村民母向贤(音)根本不相信流传在灾民队伍中的那则传言。
传言绘声绘色地说：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县领导金大中集合活着的人到县城茅坝中学，一清点人数，就来了七八百人。“北川县城怎么可能没有了呢。”很多灾民一边走一边嘀咕。没人敢完全相信北川县城玉石俱焚的传言。
很快，又有一个传言在灾民队伍中蔓延，“漩坪的水开始向周围漫了，还有两里路就到治城了。”这则传闻甚至得到不少治城地区灾民的证实。
二贯口村的二十多个村民也在灾民的队伍当中，他们也听到了这些传言。这些二贯口村村民是16日5时上路的，他们每人都带着一块红布单，在灾民队伍中很显眼。每当有飞机飞过，他们就使劲挥舞红布，但没有飞机停下来，他们只能默默走着。
二贯口村的村民们都非常佩服白溪村和春芽村的村干部，而对自己村的村干部表示不满，“他们比我们跑得都快，村书仁定福自己去北川找女儿去了。” 村民们认为他没有起到带领大家逃难的职责，据称，在逃命的路上，村民们还碰上了书记，“书记只是对我们笑笑，连话都没说。”他们甚至也对村委会主任表示不满，认为村任会主任是为了个人私利才不让大家逃难，“我们家家都欠他家小卖部的钱。”
灾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发组队逃命，类似白溪村和春芽村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二贯口村村民杨治平，不停地把背篓里的食物扔掉，他实在背不动了。他还在想念家里的两只看门狗和一大群牲畜。为了逃命，全村大开牲圈，让所有牲畜自己逃命，还把饲料、粮食都扔在空地上，希望这些牲畜能够自己活下来。
“我家的大雪、小雪两条狗救了我一命，它们不停地叫，我才出来，一地震房子就倒了，现在我反而不能带它们逃命了。”一路上杨治平都在抹眼泪。
有人说，漩坪乡党委书记张康奇是条汉子，家里死了8口还留在深山里，“这时候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就看出来了。”
一路上，灾民队伍中总能看到走不动的老人放声痛哭，其中有些人已经走了两天两夜。“那些人是从更北面的乡下来的，走三天才能出去。”村民龙顺和说。
“我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只能自己逃命了。”村民任封长(音)无奈道。他说在半路上一条小狗跟过来，一直跟着他好几里路，到了一处悬崖那狗过不去，他记得扔给了那狗一块腊肉。“我跟它说：‘你逃命去吧’。”他回忆道。
尾声
17日下午4时，语文老师文黎黎一队人终于爬上了一座近3000米高的山顶。
伐木人指着下面喊：“快看，到了，下去就是邓家，到了邓家我们就逃出来了。”
文黎黎睁开眼睛，向下看了一眼，到处是雾，根本看不到底，“下去要2个小时，我真不想下了……”
16日傍晚，北川县城。
正在搜救幸存者的军人发现北边山上爬下来3个人，3人拉住解放军问此处是不是北川，得到肯定答案后，其中一人失声痛哭，据称，他本来去乡里求援，发现漩坪被淹没了，到了县里，县城也没了，他找了解放军要了吃的和水，称自己已经2天没有吃喝。
“你跟我们走吧，出去就是宿营地，你就安全了。”军人提醒他。
“我得回去给村里报信。”他摇摇手，倒退几步。
之后他返回了深山。
【努力与无力】
震后第三夜，雨停了，月亮照着呜咽的官河支流。百年绵竹汉旺镇，已是空城。
东汽(东方汽轮厂实验外语学校)中学里，生与死间隔着一道浅浅的溪水，这一夜流淌着残碎的书包、作业本，家长在这边，孩子在那边；生者在外面，死者在里面。
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国家救援队)，已在此坚持了一天一夜，时间窗的关闭，留下的生存希望日渐渺茫。
这一夜，所有人都在企盼生的奇迹。
“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入夜十二点，东汽小学的塑胶操场上，尸体数停留在110具，接近半数的身份栏上写着“初中生”、“高中生”。
这只是十里东汽厂区里两处临时的存尸点之一。十米开外，正是国家救援队临时宿营地，数十辆军用卡车沿道排开，白天运载物资的车厢，夜晚是队员们睡觉的地方，司机则蜷缩在驾驶室内。
这是国家救援队入川两天内第二个施救地区。
地震爆发后两小时，154名一线救援队员径直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两个小时内，物资、人员和设备装载妥当，空军运输机直抵成都太平寺机场，目标震中汶川。
当夜，受阻都江堰的温家宝在聚源中学，躬下身子，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双眼湿润。他向待救的孩子们承诺：“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
13日凌晨，在都江堰收费站，接到总理新的指示，因为汶川道路中断，救援队就近奔赴都江堰中医院，以及聚源中学。
2001年4月，中国国家地震灾难紧急救援队正式成立，正是温家宝授旗。这支由工兵团某部救援队员、地震局专家、现场应急队员、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200人队伍，是目前中国最精锐、最有经验的地震救援队。
过去几年中，他们多次代表中国实行国际人道援助。作为唯一国字号地震救援队，设备和经验水平为国内最高。至今七年里，国家救援队先后参与巴基斯坦地震、伊朗地震、印尼海啸等灾难国际救援工作。
天下着大雨，作业条件恶劣，在聚源中学，求救的家属们在废墟上匍匐，救援旋即展开，可惜楼层已经垮塌成一堆碎石，再专业的设备也需要缝隙和空间。
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能用最原始的双手在学校的废墟上刨挖，结果只能救出两名学生。
“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一位救援队员出离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
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者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独独它轰然倒塌。十七个班的学生被埋其下。
第一个小女孩获救花去了6个小时，救援队员将一处狭小的缝隙用气垫撑开、固定，队员钻进缝隙，掏挖其间的碎石和泥土，为幸存者排除求生的路障。倘若此时遇及余震，缝隙闭合，则施救者也难幸免。
在都江堰中医院和新建小学，情形略好，同是垮塌，但横亘的楼板、混凝土块在肆意夺命的同时，总会留有求生的空间，几位学生就困在废墟下的墙角处，顺利复生。
在都江堰，21位幸存者因为救援而生命回暖。
更多的灾区在求援。13日下午4点，救援队再度接到命令，连夜赶往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这天上午，总理在东汽的一处垮塌厂房废墟里对着埋在其间的专家喊话。
不远处的东汽中学，那里更惨，数百名学生深埋废墟之下。
耳听着求救声衰弱
深夜12点，在东汽中学救援现场，马达轰鸣，四只探照灯隔岸照耀着危墙，一座四层建筑垮塌而下只余三四米高的废墟。
官河流经学校的支流，河面漂满孩子的书包、课本，还有奖状。
三台重型起吊机，在救援队员的指挥下，一根一根地进行着原始的几何拆卸，试图减轻幸存者身上的重压。
已经过去近60小时，幸存者的呼救已经微弱不闻。
德阳电力公司的李师傅12日晚上赶到现场，支起了应急照明灯，那时救援队伍还没到，废墟下是孩子的呼救声。他坚持照明，“因为有亮光，孩子们就会有希望”。
然而，第二夜，声音已然微弱。再一夜，废墟下彻底安静了。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面色凝重，“每过一小时，生还的几率就直线下降一大截”，他夸张的手势暗示着令人绝望的前景。被媒体多次渲染的救援利器——生命探测仪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名为蛇眼探测仪的先进设备，探头在外界操纵下，可迂回于废墟下的狭窄空间，探测微弱生命，一旦发现幸存者，生命探测仪的大屏幕上，甚至可以显示幸存者身体被压的部位，以便施救时第一时间针对性补给抢救。
国家救援队还配备了12条搜救犬，单从外形看，毛色、品种不一，它们对生者的气味尤其敏感，即便深埋数米的幸存者。
前一天，乐山、德阳消防队已经到达，两辆巨型吊车，一个支撑着很可能随时坍塌的危墙，一个则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小男孩压在两座高墙下的中间地带。稍有差池，孩子必定葬身废墟。
消防队员们缺乏经验，局面僵持着。
直到深夜，国家救援队橘红色的身影出现，孩子得以获救。当晚，他们很快又在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11个孩子，救活了5个。
5月14日，这一夜，对岸百余名家长不肯离去，或席地而卧，或扶持相拥，痴痴地注视着对岸的一举一动。
一个红书包被救援队员扔了出来。人群中凝神屏息，然后一声骤然而起的号哭袭来，一位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
照明不够，12点半，隔岸的两只探照灯，被转移到抢救废墟的最前沿。一个半小时后，绵竹电力局又紧急增援了一台发电照明设备。
凌晨2点，4具学生尸体被抬了出来。4点，又是2具。孩子们躺在生前睡觉的床架上，搬抬中，一个米老鼠书包从一个孩子紧攥的双手中脱落。
“有时听到孩子的声音，可是没法遁地而去救助，等到一层层的沙砾清理，耳听着求救声日益衰弱。”一位队员红着眼圈说。
这个夜晚之前，国家救援队已经拯救出36名幸存者。这一数据已经数倍于救援队过去七年救援人数的总和。
救活一个，再救活一个，围观的人都在期待。
救援队员的委屈
因为长途奔袭及累夜工作，救援队不得不采取轮班制。负责搜救犬的冯班长，已经三十个小时滴水未进。三只黑色的搜救犬回来时，冯班长问战友，犬表现如何？回答说，犬实在太累了，跳不上卡车，几次未遂。
“人可以撑，犬得休息，不然闻到死人活人，一样叫。”冯班长说，人可以随便充饥，但搜救犬必须吃专备的犬粮。
东汽厂的另一处救援地点，叶片车间，东西配楼已经互相倾斜至A状，一楼已经全部塌陷至地下。事发当时，这里约有三十位顶级专家在开会，截至15 日凌晨，已有9位得以逃生，其中包括3位国宝级专家。东汽的一些业务属于军工性质，救援队的领导欣慰地说，他们身系国家最权威的军工机密技术。
20余人中，9人生还的成绩，已算是汉旺灾区最幸运的所在了。
但是更进一步的困难也在眼前，生命探测仪显示，塌陷到地下的一楼可能有幸存者，但大楼将倾，余震不断，冒险进楼，队员的生命毫无保障。
曲国胜说，国际救援的原则是必须以不伤害救援队员为前提，前面的两天内，已经有两位队员腿部受伤。
随队的地震专家紧急磋商救援方案，乘着间隙，曲国胜要求大家就地休整，以保存体力，“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从事救援，危险性极高”。
废墟救人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对于职业的救援队员而言，每救活一位伤者，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往往耗费6－8个小时。
许多时候更需要仔细的筛选，小心的挪移，容不得草率的大拆大卸。他们用脸盆，用塑料桶，一把一把的抠挖着缝隙间的泥土，用毛刷清理浮尘，像是探宝一般寻找宝贵的空隙。每有丝毫的空隙显露，必须停下所有动作，队员大声地叫喊，再贴近仔细地倾听，以确认是否有生命的迹象。
缺少幸存者的消息，对岸家属们的情绪变得焦灼，不能容忍队员们哪怕片刻的停息，扯着嗓门抱怨，“你们干啥子啊，怎么不行动？”
因为相距遥远，看不真切，常有家属对于四五位队员聚于一处，貌似磨工实则小心掏缝隙的场景横加指责。
14日中午，东汽厂给救援队送来了热食，几位通宵工作滴水未进的队员抽空吃饭补充给养，一些家长冲过警戒，一把夺掉救援队员的饭碗，几位队员委屈地落泪。
指挥官说，理解家属的情绪，但专业的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也不能退缩，更不蛮干。
东汽中学救援现场有多拨队伍施救，涉及公安武警、消防诸多部队。因为缺乏统一的调度和协调，人力和设备常得不到最佳的配合，“听谁指挥”成为问题。
只恨救援当时少
2003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国家救援队曾仅用两天时间越过各种烦琐的手续到达跨国现场。彼时，巴基斯坦军队尚在路上。
然而“汶川大地震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张副参谋长称，这次入川，他们携带了所有的家当，包括12条搜救犬、两台地震救援车以及一台应急指挥车。只可惜，汇入浩瀚的灾难中，这些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5月12日至13日，国家又紧急增派四川、重庆、甘肃、云南、湖北、江苏、山东、辽宁、海南、河南等10支省级地震救援队奔赴灾区增援。
部分地方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滞后的尴尬情状，始出水面。比如四川省全省没有一台应急通讯车，地震发生后，不得不借用云南省地震局的。而云南地震多发，却也仅此一辆，还是由国家地震局刚刚下拨。
国家救援队在北京近郊专辟有训练基地，通过数年建设和跨国实践，但是在不少地方省市，这一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依附于消防、公安部门。
在黄金救援72小时结束后12小时，日本救援队率先到达。目前，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多支国际救援队先后抵达灾区。
5月17日，本报记者在灾区接连遇到什邡红白镇的新加坡救援队，以及达到蓥华镇宏达化工厂的韩国救援队。
国外救援队的装备精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日本救援队带来了一条赫赫有名的“英雄”搜救犬，它曾在日本新澙大地震后第五天从废墟里发现了一名女孩。
当晚，俄罗斯国际救援队在都江堰救出一名被困长达127个小时的61岁女性，这也是国际救援队在灾区营救出的第一位幸存者。
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保护幸存者的眼睛，拒绝记者在救援中打灯拍摄。日本救援队当场向死者列队默哀。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可能我们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韩国救援队队长金永锡说。
让守望了一夜的父母更加遗憾和悲切的是，5月14日，那一夜东汽中学的救援，没有找到一个鲜活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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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Re: 四川发生大地震
刚才成都亲戚跟我们打电话，突然对方电话一挂没动静了。过了好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说刚才“跑余震”了，说肯定有6级，呵呵，美国地震网也出来结果了，5.8级（后来修正为6.0级）。强啊，久病成医了。
唉，抗战时重庆每天跑空袭，现在成都又经常跑余震。
唉，抗战时重庆每天跑空袭，现在成都又经常跑余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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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Re: 四川发生大地震
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举国上下全力抗震救灾，各地民众纷纷捐款捐物，不少企业和明星都表示将捐款上千万元乃至上亿元。据报道，截至5月26日12时，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308.76亿元人民币，其中到账230.02亿元。而企业累计捐款已突破66亿元。一方面，企业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另一方面，许多人也对捐赠承诺能否兑现“担着心”。
事件回放
洪灾捐赠秀六亿元认捐款有一半没到位
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国上下齐聚力量全力抗洪救灾，众多企业也慷慨捐助。为了鼓励和宣传这些企业的慈善行为，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为救灾行为贡献更多的力量，各大媒体通过义演、晚会和专题采访等宣传方式，对这些捐助单位进行了集中宣传和褒扬。
然而，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迅速传开：抗洪救灾6亿元募捐款，竟然有一半没到位！无数有爱心之人都忿忿然发出谴责。
部分企业在宣传后，出于各种目的对该企业所承诺的捐赠不予兑现。经了解，有的企业是因为媒体对自己的宣传时间不够长，报道不全面等各种因素，而对自己所承诺的捐赠数额打了折扣。更有甚者，有的认捐的企业其实并没有捐赠的意图，或者根本就没有捐赠的资金实力，而只是利用“虚假”的公益捐赠，达到为本企业进行免费大规模宣传的目的。
雪灾捐赠秀 三千万捐款是空头支票
2008年3月1日，湖北省民政厅赈灾接受办公室传出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该省共接受捐款1.06亿元，而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也就是说，另外3000多万元完全是赈灾“空头支票”！
一时间，玩“捐赠秀”的企业遭到了舆论和全社会的谴责。有人强烈指出，这些企业利用雪灾做了免费的广告宣传，是社会效益的直接受益者，简直是在发“国难财”。
直至3月14日，湖北省民政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所有认捐的企业都兑现了“空头支票”。是他们怕挨罚吗？
据了解，当时这些企业并没有与民政部门签订完备的捐赠合同，也未规定捐款到账的最后期限，所以即使捐赠款未及时到账，企业也并不违规。
那么，是拖欠捐款的企业最终觉悟了？非也！原来，省民政厅公开表示，将对捐赠中开“空头支票”的企业公之于众，以体现社会诚信。此招犹如是给了拖欠捐款的企业一记重锤，他们这才补上了捐款。
立法进程
在灾区急需救援、广大爱心人士提供援手之际，一旦承诺而不兑现，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制裁。
十年前，“洪灾捐赠秀”的上演，最终促成了立法的实现。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行为。
之后，为了在实践中顺利地执行《捐赠法》，民政部在2000年颁布了《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特别巧合的是，2008年4月28日，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十余天，民政部颁布实施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更加详细地规范了捐赠的法律程序，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特别就及时履行捐赠约定作出规定：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大震前两周捐赠管理办法出台
法律视点 未兑现承诺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企业捐助的善举行为在实施中，经历了从由于个别因素被人非议而无法可依，到依法捐助、情法相容的进程。”北京市京元律师事务所梁炎廷和赵龙涛律师认为，我国《捐赠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换言之，捐赠承诺一旦成立，即在捐赠人、受赠人和收益人之间产生了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也表达了相同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上述法律和行政规章的支持，受赠单位、受赠人员追究上述企业不诚信的行为，就有了法律保障。
而在此之前，由于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只有《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可以适用，但是合同法在适用过程中，一些不诚信的企业利用法律的漏洞，规避自己需要履行的捐赠义务。例如，企业以经营困难为由等理由，而使捐赠承诺成为空头支票。
捐赠行为大量涌现的本身，既是30年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成果的展现，也是社会经济组织回报社会的一种融融情谊；是对社会某一区域出现大灾难需要救助，或者针对某些特定的弱势人群进行帮扶的一种慈善行为，理应被社会大力弘扬。但是，由于极少数企业的不光彩行为，致使人们对更多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怀疑，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长久的。
我国《捐赠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这样，企业在进行捐赠的过程中，就必须如实地按照自己的承诺，兑现自己需要履行的义务，否则将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即受赠人或者收益人都可按照《捐赠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主张该捐赠所得。如果那样的话，不仅仅是企业捐赠本身的行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且日后该企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市场信赖度，都会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而言，人们普遍是认可或者追求善举的。当民众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对该拖欠捐款、玩儿 “捐赠秀”的企业进行抵制，这是做任何广告都无法弥补的。而国家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道德和诚信，通过法律的形式，提示捐赠人作出捐赠承诺一定要诚信；作出之后，就要严格按照法律履行捐赠义务，杜绝仅说不做的“做秀式”捐赠欺骗民众。
律师提醒 捐赠要量力而行慎作决定
眼下正值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灾区群众仍然面临缺少医药、食品、饮用水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企业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和互助，响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为灾区人民送上各种帮助。
在此，梁炎廷和赵龙涛律师提醒企业：捐赠要量力而行，不要一时冲动作出决定，以免把本应该是捐赠人、受捐赠人、灾区人民三方皆欢喜的善举，演变成为各方都怨声载道的纷争。尤其是不要心存营利目的而捐赠，以免适得其反，结果被灾区同胞及全国人民所否定。相信心存善意，灾区同胞、全国同胞是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毕竟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关注
“不要用数字忽悠我们”
对于企业的捐赠行为，许多网友纷纷发表了看法和意见，并谈了自己的希望。
一位名为“很臭很男人”的网友直截了当地称：“希望你们的捐赠不是空头支票！想起雪灾后捐赠的统计，我就发麻啊，有些企业趁此机会大做文章，大摇大摆地捐赠几百万、几千万元。这次地震来了，有很多企业开口就是几千万的捐赠，有的甚至上亿，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雪灾后的那种情况。我们要的不是空头支票。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打广告，不要用几千万的数字来忽悠民众，不要伤害我们的心！”
还有网民坚决支持将那些不兑现诺言的企业曝光，而且还极端地表示将不买那家企业的东西。
网友表示：“任何力量只要能做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开空头支票，灾区都不会饶恕他们！相信大多数人的良知，相信他们不会打着幌子欺骗人民，否则光我们的唾液就会将他们淹没！”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二条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救灾捐赠受赠人。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举国上下全力抗震救灾，各地民众纷纷捐款捐物，不少企业和明星都表示将捐款上千万元乃至上亿元。据报道，截至5月26日12时，共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308.76亿元人民币，其中到账230.02亿元。而企业累计捐款已突破66亿元。一方面，企业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另一方面，许多人也对捐赠承诺能否兑现“担着心”。
事件回放
洪灾捐赠秀六亿元认捐款有一半没到位
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国上下齐聚力量全力抗洪救灾，众多企业也慷慨捐助。为了鼓励和宣传这些企业的慈善行为，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为救灾行为贡献更多的力量，各大媒体通过义演、晚会和专题采访等宣传方式，对这些捐助单位进行了集中宣传和褒扬。
然而，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迅速传开：抗洪救灾6亿元募捐款，竟然有一半没到位！无数有爱心之人都忿忿然发出谴责。
部分企业在宣传后，出于各种目的对该企业所承诺的捐赠不予兑现。经了解，有的企业是因为媒体对自己的宣传时间不够长，报道不全面等各种因素，而对自己所承诺的捐赠数额打了折扣。更有甚者，有的认捐的企业其实并没有捐赠的意图，或者根本就没有捐赠的资金实力，而只是利用“虚假”的公益捐赠，达到为本企业进行免费大规模宣传的目的。
雪灾捐赠秀 三千万捐款是空头支票
2008年3月1日，湖北省民政厅赈灾接受办公室传出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该省共接受捐款1.06亿元，而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也就是说，另外3000多万元完全是赈灾“空头支票”！
一时间，玩“捐赠秀”的企业遭到了舆论和全社会的谴责。有人强烈指出，这些企业利用雪灾做了免费的广告宣传，是社会效益的直接受益者，简直是在发“国难财”。
直至3月14日，湖北省民政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所有认捐的企业都兑现了“空头支票”。是他们怕挨罚吗？
据了解，当时这些企业并没有与民政部门签订完备的捐赠合同，也未规定捐款到账的最后期限，所以即使捐赠款未及时到账，企业也并不违规。
那么，是拖欠捐款的企业最终觉悟了？非也！原来，省民政厅公开表示，将对捐赠中开“空头支票”的企业公之于众，以体现社会诚信。此招犹如是给了拖欠捐款的企业一记重锤，他们这才补上了捐款。
立法进程
在灾区急需救援、广大爱心人士提供援手之际，一旦承诺而不兑现，不仅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制裁。
十年前，“洪灾捐赠秀”的上演，最终促成了立法的实现。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行为。
之后，为了在实践中顺利地执行《捐赠法》，民政部在2000年颁布了《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特别巧合的是，2008年4月28日，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十余天，民政部颁布实施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更加详细地规范了捐赠的法律程序，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特别就及时履行捐赠约定作出规定：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大震前两周捐赠管理办法出台
法律视点 未兑现承诺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企业捐助的善举行为在实施中，经历了从由于个别因素被人非议而无法可依，到依法捐助、情法相容的进程。”北京市京元律师事务所梁炎廷和赵龙涛律师认为，我国《捐赠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法。”换言之，捐赠承诺一旦成立，即在捐赠人、受赠人和收益人之间产生了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也表达了相同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上述法律和行政规章的支持，受赠单位、受赠人员追究上述企业不诚信的行为，就有了法律保障。
而在此之前，由于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只有《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可以适用，但是合同法在适用过程中，一些不诚信的企业利用法律的漏洞，规避自己需要履行的捐赠义务。例如，企业以经营困难为由等理由，而使捐赠承诺成为空头支票。
捐赠行为大量涌现的本身，既是30年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成果的展现，也是社会经济组织回报社会的一种融融情谊；是对社会某一区域出现大灾难需要救助，或者针对某些特定的弱势人群进行帮扶的一种慈善行为，理应被社会大力弘扬。但是，由于极少数企业的不光彩行为，致使人们对更多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怀疑，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长久的。
我国《捐赠法》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这样，企业在进行捐赠的过程中，就必须如实地按照自己的承诺，兑现自己需要履行的义务，否则将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即受赠人或者收益人都可按照《捐赠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主张该捐赠所得。如果那样的话，不仅仅是企业捐赠本身的行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且日后该企业的发展和产品的市场信赖度，都会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而言，人们普遍是认可或者追求善举的。当民众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对该拖欠捐款、玩儿 “捐赠秀”的企业进行抵制，这是做任何广告都无法弥补的。而国家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道德和诚信，通过法律的形式，提示捐赠人作出捐赠承诺一定要诚信；作出之后，就要严格按照法律履行捐赠义务，杜绝仅说不做的“做秀式”捐赠欺骗民众。
律师提醒 捐赠要量力而行慎作决定
眼下正值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灾区群众仍然面临缺少医药、食品、饮用水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企业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和互助，响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为灾区人民送上各种帮助。
在此，梁炎廷和赵龙涛律师提醒企业：捐赠要量力而行，不要一时冲动作出决定，以免把本应该是捐赠人、受捐赠人、灾区人民三方皆欢喜的善举，演变成为各方都怨声载道的纷争。尤其是不要心存营利目的而捐赠，以免适得其反，结果被灾区同胞及全国人民所否定。相信心存善意，灾区同胞、全国同胞是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毕竟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关注
“不要用数字忽悠我们”
对于企业的捐赠行为，许多网友纷纷发表了看法和意见，并谈了自己的希望。
一位名为“很臭很男人”的网友直截了当地称：“希望你们的捐赠不是空头支票！想起雪灾后捐赠的统计，我就发麻啊，有些企业趁此机会大做文章，大摇大摆地捐赠几百万、几千万元。这次地震来了，有很多企业开口就是几千万的捐赠，有的甚至上亿，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雪灾后的那种情况。我们要的不是空头支票。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打广告，不要用几千万的数字来忽悠民众，不要伤害我们的心！”
还有网民坚决支持将那些不兑现诺言的企业曝光，而且还极端地表示将不买那家企业的东西。
网友表示：“任何力量只要能做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开空头支票，灾区都不会饶恕他们！相信大多数人的良知，相信他们不会打着幌子欺骗人民，否则光我们的唾液就会将他们淹没！”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二条 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受赠人。
《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捐赠人应当依法履行捐赠协议，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财产转移给救灾捐赠受赠人。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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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夜雨
Re: 四川发生大地震
呵呵，幽默的成都人：
成都，一座人均帐篷拥有量全国第一的城市；
成都，一座家家都有倒立空瓶的城市；
成都，一座洗澡和如厕都极其迅速的城市；
成都，一座厕所里都备有巧克力和矿泉水的城市；
成都，一座拒绝裸睡的城市；
成都，一座全民热衷练跑步的城市；
成都，一座来了就跑不脱的城市。
成都，一座人均帐篷拥有量全国第一的城市；
成都，一座家家都有倒立空瓶的城市；
成都，一座洗澡和如厕都极其迅速的城市；
成都，一座厕所里都备有巧克力和矿泉水的城市；
成都，一座拒绝裸睡的城市；
成都，一座全民热衷练跑步的城市；
成都，一座来了就跑不脱的城市。
